《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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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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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的经验(1)
我这次大病一场,心脏曾经停止跳动三次,最长的一次是四分钟,最后又活过来了,而且脑子也没有受损,可能与我自小水下的功夫有关。
  小时候,我家前面有一个潭,就在武岭之下。笤溪非常湍急,到了武岭下形成一个潭,溪水比较安定。有一个叔公经常带着我到溪水游泳,也在潭中教我潜水,使我练就了一身的游泳功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母亲与其他香客都在庙里拜拜,只有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我游着游着,突然发现岸上的人愈来愈小,我就警觉到海水退潮了。潮水非常快速地把我带到海中,我怎么游也游不到岸边。当时我非常镇定,也幸亏我水下的功夫还不错,我就一下潜到海底,抓着海底的沙,爬进岸边;憋不住气时,就浮到海面上呼吸几口,虽然会被冲走一段距离,但是我又迅速地潜回海底,抓着沙爬进岸边,就这样,我爬回了岸上。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能够在水里待多久,后来在学校里有一次测验,成绩是两分半钟,相当惊人,因为一般人能够有两分钟以上的非常少。
  苏州东吴大学靠近城边,那时候有内城河及外城河,学校与城墙之间有一条内城河,同学们常常在内城河里游泳。有一次,我们有七个人一起去内城河游泳,结果有八个人起来,这下子把我们都吓坏了,那个尸体不知道沉在河里多久,经过我们拨动河水后,就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浮起来,脑胀得好大,而且尸体已经发绿。我们一见状,就赶快游回学校边上一个小码头的台阶,速度之快,我想应该有资格参加亚运了。我从来没有游得那么快过。
  学校在下午三点钟有一堂游泳课,老师向来要我们先站队、报数,看看有没有人缺课,等到上完课之后,再站队、报数,我们向老师鞠躬之后就解散。有一天,我们站队时发现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没有来,他事前也没有请假。那天的课程是跳水,学校的游泳池是十公尺宽、二十五公尺长的小型标准池,深度分别为三公尺、九公尺、六公尺。我们跳水是在九公尺处跳,我跳下水后,身体翻过来,脚一蹬,感觉踩到一样东西。回到岸上后,我就跟老师报告:“报告老师,下面有一个西瓜。”老师一听,立刻潜下水,把那位同学拖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就是那位缺课的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午吃过饭后,就先到游泳池游泳了,他的泳技并不好,因为天气热,所以他喜欢在上课前去游泳池泡泡水。我们检查时发现,他并不是溺毙的,而是胃里的东西涌出来,塞住食道,食道一胀开,就把器官憋住了,他是闷死后沉到游泳池底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与教训。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常与几位德国同学结伴去游泳。有一年冬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四人租了一部车子,开到郊外,我们把冰砸破之后,就在冰河里游泳。我们并不怕冷,而且我们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好象合为一体,不受大自然气候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周末到南德的一个大湖游泳,湖中有一个小岛,距离大约有五千公尺,通常我们都不带游泳衣,骑着机车,到了湖畔后,把衣服一脱就下水了。不必担心有人会偷车和衣服。湖边与中间岛屿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的半岛,我刚游过半岛时,发现有一条船,船上有三位女性在划船,她们将船与我平行,还问我要不要到船上休息,喝汽水、吃冰淇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们说:“你看看我们。”我就扒在船边上,没想到她们三个也没有穿衣服。她们说:“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就到船上与她们聊天、吃东西。这个经验让我觉得一个中国乡下土孩子出国,看到一个新世界,新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中外对礼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次我真是上了一课。
  我回到国内后,哥哥把我调到江西,帮他办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一共有三个大队及一个直属区队,区队的队员都是女生,其他三个大队的队员都是男生。第一、二大队的成员是中学生,第三大队的成员是高中毕业生与大学肄业生。我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有一次出去远足,回到赣州城时,要走过一座渡江的桥,我还没有走到桥头就跳下水了,横渡赣江。赣江的水相当急,我算好我游泳的速度,并配合河流的速度,正好游到桥头上岸,比队伍还早到。但是我事后想一想,那时候我毫无准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就跳到湍急的赣江,虽然渡过了,毕竟也是年轻逞强,多少有点冒险。
  

游泳的经验(2)
我家有一个游泳池,有一天,我邀请很多朋友到我家游泳。前几年我因为白内障,水晶体被取出,并装了一副隐形眼镜。当我跳下水后,发现隐形眼镜被冲掉了。那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根本看不见,完全白茫茫的一片。幸好我可以辨认上下左右就立刻浮出水面,我叫着说:“我的眼睛掉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的眼睛居然会掉。那副隐形眼镜戴久了,会影响角膜的呼吸,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开刀,安装了一个人工水晶体。所以现在我既没有远视,也没有近视,我戴眼镜完全是因为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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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乩之奇
陈济民(陈济棠之兄)会看相,陈济棠叛变那年,陈济民看到父亲印堂发黑,认为父亲时运不济,他还特别到我们溪口老家看风水,他一看到丰镐房门口大街旁的两面墙中间有一个弄堂,两面墙显得一高一低,他就断言说我们家的风水断掉了。陈济民离开没有多久,父亲也回乡下去了,他常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会先回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在祖母坟茔旁边的房子住上几天,思考问题。他回到乡下后,看到丰镐房的弄堂,觉得不好看,所以就做了一个门以及一面弧形的墙,把原来一高一低的两面墙连接起来。当时广东有一所航空班,能够使用的飞机有二十五架,作为平时作战与训练飞行之用。教育长是蒋孝棠,人长的瘦黑,很像广东人,他的父亲是蒋国英。蒋孝棠虽然年龄比我大,但是他比我小一辈,在那时候都没有人知道蒋孝棠是我们蒋家的人。蒋国英的父亲很早就离开溪口,他长大后赴日习医,他的父亲住在南京镇江,所以蒋国英回国后便在镇江办了一个医院,自己当院长。蒋国英字怀仁,所以以“怀仁”来替医院命名。他生了五个儿子,蒋孝棠排行第四,从小就跟着祖父到广东,就在广东念书,所以他一口广东话。后来他学习飞行,慢慢地就变成陈济棠的手下,先后担任飞行学校的教官、组长,继而担任教育长。陈济棠叛变时,蒋孝棠就带着二十五架飞机飞南京。在事情发生之前,陈济棠曾经去扶乩,得到的答案是“机不可失”。他以为是要掌握时机,叛变方可成功,没有想到“机不可失”的“机”指的是那二十五架飞机,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扶乩是非常神奇的,不但预测得准确,而且在开始时神灵都会先报出自己的身份或名字。我当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时,有一次在孝感住在一户大户人家里,这户人家因为战乱而离开,我们的军部就设在这户人家里。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人懂得扶乩,他们就开始扶乩,到后来,突然出现英文字,他们叫我去看,我一看,上面写着Williams,我们问过看房子的老家人之后才知道,原来威廉士是附近天主教堂的神父,在两年以前过世,没想到我们扶乩时把他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关公请来了,有的时候则请到了诸葛亮。
  

同名之累
夫人有一个秘书,名字叫Pearl  Chen。她是檀香山华侨,她的英文很好,但其貌不扬。我回国时,结识了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碰巧她也叫Pearl  Chen,结果外面传言因为她到我们家吃过几次饭以后,被父亲发现,父亲非常喜欢她,就把她留下来当夫人的秘书,把我派到西北,使我们相隔两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刚回重庆不久,我与这位朋友也没有婚嫁之谊,而且我到西北是原本就计划好的,没想到外人竟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有一次我在家里吃晚饭时,向父亲及夫人提起这件事,夫人大笑,还问父亲:“我这个Pearl  Chen你会要啊?”父亲则笑得假牙都掉下来了。
  

翻译
我最怕帮大官翻译,因为无法翻译出来,即使你把他每一句话翻译完,对方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官员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绕圈子。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任内时,有一次我经过参谋总长门口,他叫我进去做翻译,因为外宾快要到了,而他的联络官还没到,他要我先翻译一段,等他的联络官到了以后再接替。我心里想翻译是我最讨厌的事,也是最不擅长的,可是说着说着外宾来了,只好去帮忙翻译。那时候刚好有韩战后到台湾的一万四千个中共官兵,就是所谓的一万四千个证人,总长向外宾说明“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口号是“一二三,到台湾”,要我翻译成英文,而且要押韵。我不知道从那儿来的灵感,翻译成“One  Two  Three,We  Weat  to  be  Free”。既押韵,意思也对。这么一翻译,这位长官就认为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我说你完全误会了,我的英文很糟糕,不过我自己知道糟在那里,错在那里。我的英文是不够好的,但是人家讲错了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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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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