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 第22部分

　　

进入装甲兵（2）
我们到第一团报到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团长办公室内翻动抽屉，那个人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背心，背心上还破了两个大洞，我以为是勤务兵乱翻长官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儿不动，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后来他看到我们时，就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一听这种口气，就知道他是一位长官，而不是勤务兵。我说我是蒋纬国，这位是成家复。他说：“很好啊！欢迎你们！”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人，便试探地问：“我们是向团长来报到的。”他说：“我就是团长。”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战一团团长谌志立少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少校技术员带了一位士官，手上拿了一碗机油和战车引擎活塞进来。他向团长报告：“因为机油的号码不对，所以活塞杆打断了。”第一团使用的是美国战车，结果用了日本战车的机油，我走过去在油里捞了一下后，便向团长报告：“美国战车用的是五十号机油，这个是四十号机油，虽然相差十度，只是浓度较稀一点；机油较稀一点时，顶多温度高一点，但是不至于会把活塞杆打断。活塞杆会被打断，多半是有一个汽缸的程序不对，刚好是逆方向，以八个汽缸的力量来对一个汽缸，活塞杆当然会被打断，我想与这位技术员去看一看。”团长同意后，我便与技术员前往勘察。汽缸里面有一个分电盘，电线通过时，分电盘会控制汽缸爆发的时间，我一看便找出其中有一条线接错了。这件事情传开后，第一团成员对我是另眼相看，他们知道我不是外行，不是因为“国防部”的命令就可以来接团副职位的。从此以后，我在战车第一团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与他人相处也很热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对阶级低的人没有摆过架子，对长官则毕恭毕敬，团长也很喜欢我。
　　我到战车第一团后，就把战车第一团重新教育，彻底从头来过。我把所有官兵按照编制调查专长，发现共有一千一百余种专长，其中六百余种是属于后勤的，五百余种是属于作战的。只要有一种专长，我就开一个训练班，重新加以训练，就这样把装甲兵重新改造。后来我又把老婆的金项链当掉，筹了一点钱，跟着宋子文所特派的小组，由江杓带队，到太平洋去看美军的剩余物资。我把两栖登陆军（LVT）全部搜罗来，编了两个大队，附编在战车第一团，为而后新编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开了先锋。因为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局势极为不妙，如果不早做准备是来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先战至上，先胜致胜”，否则临时光凭血肉之躯、感情用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刚开始，第一团还有日本战车，体积比较小。有一次，中共打下徐州的九里山后，把几门山炮推到山顶上，用山炮炮轰徐州机场，有一位空军上尉被弹片击中脑部，我刚好站他旁边，他的脑浆溢出，沾满了我的背部，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感觉那些脑浆还在我背上，非常不好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吃猪脑。中共的作战速度非常快，我就自己领队，把日本战车开进两栖登陆车，并且把一连的人运过黄河，绕到敌人的背后，把两栖登陆车的门打开，小战车立刻向敌人进攻，我方步兵接着占领山头。如果九里山落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机场就不保了，徐州本身也受威胁。
　　在战场上，我充分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我把战争看成是一场竞赛，也训练我的官兵要发挥这种精神。因为这样，大家就不觉得害怕，反正只要事前按部就班地侦察清楚，计划确实，等到执行时，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就无往不利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机动的观念输入到每一个官兵的思想里面。
　　很快地，第一团有了副团长的缺，我就升上副团长，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二）战一团团长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我升为战一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是“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那一次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
　　（三）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我当了装甲兵上校参谋长之后，徐庭瑶指定吴文芝当副参谋长，他也是陆军十期的。徐庭瑶曾经保送过一批人到美国学装甲兵，大都是陆军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些筹码。我虽然是参谋长，但是他并不重用，样样事情都让吴文芝操纵，后来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调为副司令，吴文芝升为参谋长。事前我一点都不知情，父亲也不知道，因为升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瑶将军有一批自己培养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军校学生，吴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将军为了要升吴文芝为参谋长，就把我升为副司令，事实上，我变成上有司令，下有参谋长，反而没有实权，不过从不跟他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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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战争（1）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