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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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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琐忆（5）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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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与大学（1）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u）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莱谢劳将军，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小学、中学与大学（2）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你在搞什么名堂？”我说：“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父亲说：“你不要吃多嚼不烂。”我说：“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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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