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封面中国 第二章（6）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临城大劫案震惊世界
吴佩孚周围的世界注定一片混乱。
在支持曹锟的内阁成员1923年6月6日宣布辞职、逼迫黎元洪下台的时候，真正吸引世界眼球的还不是北京，而是吴佩孚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很小地方——山东枣庄的临城。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沙沟车站，朝临城车站前行。对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乘坐此趟列车的一位天津乘客陈荣光，事后对《大公报》记者这样说：“这趟车上的中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
一位外国乘客回忆那个凌晨的情景：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转引自《洋票与绑匪》，第174页）
这位外国乘客不是别人，他就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尔。他又一次成了见证中国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瑶，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39个外国人，以及其他200余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色里，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崮，从劫车枪声响起，到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间里，抱犊崮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在如今山东省的分县地图上，我没有找到临城，查资料，才知道它现在是枣庄市薛城区的一个街道。枣庄市南边有台儿庄，抗战初期爆发过硝烟弥漫的大决战；西边有微山湖，更有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的传奇；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在吴佩孚风头正盛的时候，临城劫车案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件。它引发国际纠纷，它使危机四伏的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它更向吴佩孚的权力直接发出了挑战。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崮的名字，是20年前读了《收获》上张辛欣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集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众生相围绕寻找“大劫案”孤票而展开，抱犊崮上人质危机成了作家笔下富有生动故事性和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要素。我没有去过抱犊崮，张辛欣的小说对之也是语焉不详，且是文学描写。但对这个民国史上著名的地点，无论如何也应该有进一步的了解。一份关于抱犊崮的旅游资料，对之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封面中国 第二章（7）
抱犊崮居沂蒙72崮之首，堪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的名山，山高580米，山势突兀，巍峨壮丽，自麓至巅，陡峭如壁，手足并用方可攀缘而上。崮顶沃土良田数十亩，……上有两处天池，每处长约4米，宽3米，深2米，碧水清澈，长年不涸，李白著诗称赞说“石潭洁如三更月”。瞻望四方，数百里地，尽收眼底，停崮东眺，黄海茫茫，云雾缭绕……
作者笔下，抱犊崮如诗如画，但在吴佩孚称雄的年代，它却成了匪穴。惊天动地的劫车案，一夜之间让它为世人周知。
被绑架上山的鲍威尔，认为这些土匪是与吴佩孚为敌的。在被释放后不久撰写的亲历记中，他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绝大多数土匪，尤其是匪首们过去都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部下。我们确信这些土匪得到了张敬尧的支持，受惠于他的指点。他要跟美国公使馆及其死对头吴佩孚将军算老账，因为两年前，美国公使馆曾指控他应对其一位军官谋杀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事件负责。说到吴佩孚将军，我倒回忆起一件发生在我们被释放的前一天的有趣事情。有一架飞机曾飞经山谷中土匪司令部上空，所有的匪兵都带枪奔出去朝飞机开了几枪。当我问一名小头目他们为何要射击时，他回答说：“吴佩孚在那飞机上。”（转引自《洋票与绑匪》，第198页）
这便是吴佩孚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在电视上看到在伊拉克发生的绑架外国人质的事件，揪心地等待那些不幸者的命运结局时，可以想像8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如何紧张地牵动着中外人士的神经。所幸这一次人质危机，除一名英国人在劫车过程中被打死之外，其他中外人质后来都逃过一劫。土匪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们遂于6月12日率先释放全部外国人质，将近一个月后，7月8日全部释放中国人质。土匪得到大批赎金，并被“招安”，组成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瑶被任命为旅长。
人质危机平息下来，但由此引发的国际纠纷到了10月仍在继续。除了曹锟贿选，这一事件也是《时代》此段时间关注中国的另一焦点。
1923年10月8日，《顾与外交官》：
顾维钧博士，中国现任外交总长，中国现任实际首脑〔此时督军（军阀）们正在争夺总统职位〕，答复外交使团的8月照会，外交使团照会要求解决在山东济南附近发生的劫持事件……
1923年10月15日，在报道曹锟当选总统的消息时，《时代》还就人质事件做了以下报道：
眼下第一件亟待处理的棘手事情，将是对新总统权力的严峻考验。驻北京的外交官上周反对外交总长顾维钧对他们8月照会的答复（《时代》8月20日、10月8日）。他在答复中称，发生于5月的绑匪事件首先并不是针对外国人的。外交官们重申他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称：
“诸多事实充分证明，发生的暴行是直接针对外国人的。策划者在多种场合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抓获外国人，利用其国籍，通过声称要保护其公民权利的各使馆向其政府施加压力。绑匪的这一目的成功了。……每一个外国人都害怕遇到同样的命运。”
如接受北京外交使团的要求，无疑将使曹锟总统直接反对腐败的地方政府，即反对很多督军。如果他有效地制止土匪，他还需要更大范围内制止国内腐败的行政体系，并还将走很长的路来减少督军的权力，统一中国。然而，观察家认为，该总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对改变目前状况将无能为力。
1923年10月29日，《欺骗》一文报道了顾维钧的辞职：
两周前中国政府通报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山东督军已经被撤职；上个星期曹锟总统则提拔这位被解职的将军到更高位置，成为上将军之一。此举惹怒了外交官，他们认为田中玉（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对5月发生于济南附近的劫车事件负有个人责任，显然，他的被提升公然违背了前次中国向外交官通报的精神（《时代》10月22日）。该通报使他们理解田中玉已受到惩罚。
封面中国 第二章（8）
总统的这一做法导致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辞职，他是中国该通报的起草者，他觉得他的首脑“欺骗”了他。顾博士（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是原驻美国的中国全权代表，参加过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他的辞职是曹锟内阁的一个损失。
就在北京的外交风波难以平息的同时，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则悄悄地策划着对孙美瑶的致命一击。
不难想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居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吴佩孚不会平息心中怒气。为使外国人质得到释放，他和北京政府不得不满足绑匪们的条件，但这也只能是缓兵之计，他不可能容忍孙美瑶之类的人在他的麾下坐着旅长的宝座。有文章写到，是吴佩孚直接下令（也有文章说，是曹锟下达的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以宴请为名，于1923年12月19日在枣庄的中兴煤矿诱杀了匪首孙美瑶及其卫士11人，所部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