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25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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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4）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以后12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3000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70多年后，在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时，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5）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的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冷战时期的历史性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说这话的是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央苏区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苏联出版了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虽明显在为自己辩护，且具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值得一读。
抵达中国后，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动，1933年秋天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的中心地区。（《中国纪事》，第40页）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国神秘地区的行程。他这样回忆走进中央苏区的过程：
在整个旅途，我像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中国纪事》，第43页）
一个令所有共产党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国人，就这样走进了瑞金。几个月后，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顿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所拟订的军事防御战略，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蔓延开来，将根本改变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命运。
三/陈友仁最后一次的耀眼亮相
就在李德刚刚走进瑞金，开始与中央苏区的中共领袖们认识并迅速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至尊地位之际，1933年12月《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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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6）
然而，上周蒋委员长却面临着一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边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见地图）。他已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