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了。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的关系演变，它堪称一段现代传奇。
《时代》这样谈到盟友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阎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许多方式是基督教式的。他乐于将儒学作为他的指导，但他对基督徒的态度很友善。他从不迟疑地与“基督元帅”冯结为同盟，在最近组成的由阎出任主席的北京政府中，冯就出任军事长官。（《时代》，1930年5月19日）
虽是“盟友”，但如果要说阎锡山是“从不迟疑”地与冯玉祥结盟则不准确。这也事出有因。他们之间的传奇大都是在幕后演绎，情节与细节的痕迹大都要到全部过程结束之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对关系奇特的盟友。貌似亲密，实则心存芥蒂，勾心斗角，各取所需。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滚爬摔打，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一棵大树，拥有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一跃为山西督军，苦心经营山西，俨然是实力雄厚的“山西王”。前者有着敦厚、朴实、爽朗的外表，被人诋毁的善于多变，却也反映出捕捉时机的敏捷与聪颖，以及对新事物的嗜好和热诚。后者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可比。
封面中国 第四章（12）
现代传奇便是在这样一对盟友之间起承转合，演绎出无比的生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芥蒂，应该是在1928年攻占北京、天津之时就存在了。
1928年，在选择冯玉祥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曾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
最近，中国北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见《时代》6月18日、25日），但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古铜色的魁梧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一点儿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的河南省。
冯的朋友们说到冯，他有许多个人荣耀，有着对伟大理想的真诚，这个理想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个政府，冯元帅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之，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时代》，1928年7月2日）
实际情况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占领北京和天津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的晋军，并且这是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影响下蒋介石与冯、阎之间达成的协议——一个明显令冯玉祥颇为失落的协议：
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做了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98页）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40页）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他对阎说：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离如是之苦，由国家推至个人，吾等均应精诚团结，合作到底也。”
封面中国 第四章（13）
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种种慷慨激昂，向天发誓，有时是当不得真的，何况是各自拥有重兵的军阀。几天之后，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阎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各持己见，未能团结一致。会议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等。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会议在讨论裁兵原则时，冯玉祥主张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义”，而阎锡山主张各集团军平均缩减，取“平均主义”。《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就表现出了对蒋、阎的不满：
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800页）
很快，不满演变成了对抗。1929年5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冯玉祥即宣布反蒋。但战事未起，冯手下的几员大将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在阎锡山的劝说下，不得不于5月28日匆匆通电下野。一直驻守山西静观事态的阎锡山，此时，盛情邀请下野后的冯玉祥访问山西。6月21日，危难之中急需寻找盟友的冯玉祥，接受这一邀请，开始了山西之行。
无疑，阎锡山是在打冯玉祥这张牌，以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冯玉祥则也意在借阎锡山之力来实现反蒋之目的。两人在8月商定共同讨蒋，冯军粮饷由阎供应，并约定一俟冯军抵达洛阳后，阎即通电表示态度，实行西北军和晋军的携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险棋。
冯玉祥走进了阎锡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与计谋的较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冯、阎之间情节曲折的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
六/“独立王国”的毁灭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现在划归定襄县。将近200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个世纪前，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阎锡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18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和父亲一起因躲债而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再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总是喜欢回到河边村，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从袁世凯称帝一直到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都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乱世而不倒。
1929年9月30日，阎锡山又一次回到家乡河边村。这一次，他带来的贵客是冯玉祥。
76年后，2005年4月，我有了一次山西之行。这一次，我特地去踏访阎锡山故居，追寻76年前阎、冯在这里上演过的一段传奇。
有数百间房屋之多的阎锡山故居，如今被河边村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包围着。故居大门乍一看，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我想象中的豪门气派。但走进去，即可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的故居，是他在辛亥革命发迹之后费时20多年陆续修建的。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建筑群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庭院衔接交叉，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本人的狡黠，更渲染出一个大军阀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人行其中，方向难辨。却顾所来径，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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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前，冯玉祥走进河边村车站时，想必没有我这种感受。他正期盼着与阎锡山尽释前嫌，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