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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远东国际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曾传唤过几位当时实际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出庭作证。据我的记忆，他们在宣誓后作了如下的证言，并提出了许多文件档案去支持这些证言。证言的要点如下：
在南京沦陷初期，日军曾一再闯入国际安全区，对该区所收容的难民普遍地进行了“甄别”和“鉴定”。凡是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当过兵的以及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男同胞（极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店员）都被逮捕，成批地捆绑去供集体屠杀，尸体被投入江中或予以火焚，以及被活埋于“万人坑”、“千人冢”内。
在“安全区”存在的整个时期内（约两个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始办理结束），日军当局曾多次搜索该区难民，并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务”，供日军蹂躏。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安全区，其所能保护者亦仅是一般老弱妇孺而已。在宋希濂的文章里说：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的行为最为卑鄙可耻。他在“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迁到难民区（即所谓‘国际安全区’）躲藏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在我看来，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因为，照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在远东法庭作证时的说法。日寇对安全区所收容的难民曾一再进行过“甄别”和“鉴定”；凡稍有丈夫气概或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而遭到逮捕，送去集体屠杀。孙元良之能苟全性命必定是由于他善于化装，装得像一个垂死的病夫、老者或残废人。否则，他是不可能逃脱日寇的魔掌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就是这种人所得到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日军经常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于夜深人静时越围而入，或则不择老幼，摸索强奸；或则盗窃财物，囊满方去。
“安全区”既无铜墙铁壁，又无武装警卫，在那里服务的国际人士面对暴虐的日军亦只有低声下气、苦口婆心地去规劝排解或讨价还价，以期减少牺牲而已。据出席远东法庭作证的曾在国际安全区工作过的西方人士说，他们除了对日军进行规劝、排解和讨价还价之外，便是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宣传日军的暴行；同时，将这种种暴行作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但是日军当局从未理睬，亦不置复，依然任其部下肆虐如故。法庭曾讯问松井：看到过这些“备忘录”没有？松井答称：看到过。讯问他采取过什么行动？松井答称：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某寺庙门口。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成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的这样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哑然，无言以对。继又供称：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问：多少名宪兵？松井答：记不清，大约几十名。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松井于沉思后低声答称：我想能够。于此，法庭遂传讯另一证人，这个证人根据亲历目睹的事实，证明全城总共只有宪兵十七名，而这十七名所谓“宪兵”非但不制止任何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参加了暴行，特别是抢劫财物或者从强盗士兵们手中来一次“再抢劫”。在这个证人面前，松井窘态毕露，无地自容；而法官们和旁听群众却弄清楚了最高统帅松井大将在南京所采取的“整饬军纪”的措施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出庭作证的老年西洋牧师，他也曾是“安全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在某一夜间，一个日本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之一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窃盗一点财物。每次经他高声嚷斥之后，这个日本兵便抱头鼠窜而逃，但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里扒去他仅有的六十元纸币。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地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匹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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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十一国法官简介（9）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约二十天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在老牧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法官同人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一千人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却面露难堪之色。
所谓“国际安全区”，甚至国际人士自己的住宅，其情况尚且是如此，那么整个南京城内其他大街小巷，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被日本军队糟踏、侵害到什么地步，便更可想而知了。本文主要是披露日军对我南京同胞所实施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屠杀和强奸。这些行为是对我国人民生命的直接损害。至于由于日军放火、抢劫而造成的财产损害，本文不拟过多涉及。但这绝不意味着日军放火、抢劫之类的暴行不如其杀人、强奸的暴行严重、普遍。在这里，我只想引用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带有总结性的一段话：“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据目睹者说：日本兵在街上唤住手无寸铁的平民，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劫的物资用卡车运走。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之后，经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最重要的商店栉比的太平路被火烧掉了，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地就把平民的住宅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地继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因此，全城约三分之一都被烧毁了。”法庭的这一段概括性的描述完全是根据无数确凿可靠的证据而作出的，绝对没有任何夸大之可能。记得有一个证人还这样说过：就在松井大将骑着大马，在前呼后拥中耀武扬威地举行“入城式”和“慰灵祭”的那天，南京城内不但尸陈遍地、臭气熏天，而且还有十四个火头正在熊熊地燃烧着。但是这个侵略军统帅却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的行动加以制止，致令这种情况持续达六个星期之久！
七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它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这个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所发现的。法官同仁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与日本同盟的兄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这副“野兽机器”在其操纵者即长官的纵容下高速度地和全马力地开动达六个星期之久，我南京同胞被残杀的数目无疑地是惊人巨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大？则缺乏精确的统计与核算，而各方的说法亦不甚一致。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精确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各自根据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又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又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前面所举三个事例之中，便有六万五千多具尸体被消灭了（计在汉中门外被枪毙的被俘军警三千余人的尸体均被焚化；在中山码头被射杀的难民五千余人的尸体均被投入江中；在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五万七千四百余人的尸体亦均被焚化）。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必不在少数。说这一类被害者必在十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十九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对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者为“二十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被杀者的数字。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的杀人高潮，但是在这六个星期以后，他们的杀人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的数字并没有被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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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即三十五万人左右。这个估计绝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