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人畅所欲言吧。”
于是，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汴京，我挑了些全是赞同结束新法的。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至此，新党紧张了，赶紧反扑，给我出难题了，说：“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此话不错，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谁要在这上面含糊，那就国将不国了。当时我有点懵，咋办？我请教了司马光。这个名义上的纯儒，这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曲线救国了，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并特别注明，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呵呵，司马光不亏是靠砸缸上位的，有计谋。
本人很欣赏司马光，大儒如此说，也等于是说我高某不必“夫死从子”，即使垂帘摄政，也能“以母改子”，权莫大矣，爽啊！在神宗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权了，大儒俊才，一一的跪拜在我的石榴裙下，爽！
司马光一刀一刀的砍向了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相继作废。司马光搞定这四项后，国家的军政商农大变。新党的蔡确、章惇大怒，对方图穷匕见，上来就要分生死！他们小心了。
新党一步错、步步错，还没来得及反击，司马光的节奏决定了一切。在对手掉以轻心中，司马光在神宗首相蔡确应作神宗皇帝的山陵使这一惯例上，设了个陷阱。让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借口蔡确身为山陵使不守夜、不扶棺、不辞职（按例身为山陵使的相爷，事毕当辞相）。此乃大不敬也。于是被罢相，贬职陈州。这时，旧党风光大好，新党失去了党魁，司马光借势对王安石新法的核心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三法下手了。
这三法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失落了15年的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使得他在临死前更加凶残、疯狂。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这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当时，我这太皇太后看到5天期限之说后，心花怒放。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于是，我大力支持：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行之！
此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谁还敢趟这混水？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谁？章惇！
现在，这个章惇是新党仅存的宰执了，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面旗帜了，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大吵。章惇很有理，但是章惇很尴尬，他一个年青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在互相叫唤。还把沉香甜睡的我也惊醒了，问清情况后，我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我也顶了起来。结果，我不论是非了，我只追究态度了，章惇被斥吵架时没风度，旧党的一领袖吕公著曾有记载“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章惇有“不顾朝廷大礼”之罪，旧党群起攻之，兴奋啊，刚打倒了新党的蔡首相，又能撂倒新党的章枢密，旧党能不欣喜若狂吗？
高太皇太后在继续回忆，这个章惇并不好对付，当时面对围攻，章惇指出，围攻他的言官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按宋律，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故言官与宰执若是亲戚，一方必须辞职。所以，这两范一司马，随便都应该走一个姓范的，如此，这围攻就不解自破了。
本人在鄙视，这个章惇，会作文，会打仗，却是个呆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与司马相爷不理你，我们有法不遵法，我们清醒装糊涂，你能怎样？
有我掌舵，章惇这个大刺儿终于倒台了，被赶出京城了，新党就此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一古脑的都被贬到外地。本人再度大爽。
新党大败，旧党大胜，大局已定，接下来人人都以为阳光明媚了，和风细雨了，轻松日子终于来了，包括本人。哈哈，司马光砸缸升华为司马光砸光了，爽！
然而，我们错了，被我们誉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美誉的旧党党魁司马光却在已经咬了这么多人后还不消停，他咬出瘾来了。
这时，旧党中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在紧靠司马光的同时，认为形势大好，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这些人的代表就是苏轼、范纯仁、韩维。他们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想他父亲范仲淹，一生贫苦，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所以他有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范纯仁，他还保持了一些家风，同时也有了点变化。范仲淹温文、恢弘，他则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不过这点愚蠢很可爱，它是范家的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这时的范纯仁觉得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这种急燥程度真是有点发疯了！
范纯仁提这个醒，是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他是垂死前的疯狂，临进棺材了，还决意：我死，你们痛苦着。
范纯仁的多嘴，司马光理都没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苏胡子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有所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着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