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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关于“三潭印月”，王木木在前世看到的文章，“三潭印月”的诞生，基本上都认定这是出于苏轼的一种界定。苏轼用“三潭印月”圈出了当时西湖中的比较中心的6万平方米的水域，这片水域当时尚未被湖农开发，故其圈定并告示杭州百姓，在这6万平方米的水域中，不得进行农业种植业，不得种植葑草，不得种植菱角等。也就是说，这6万平方米之外的水域，你懂的。
据说，这里还很有苏大人的智慧。苏大人在开展西湖整治项目时，他把河岸、湖岸的地方全部给出租出去，出租给农民种菱角，而且规定，只能种菱角，不能和其它的。为什么只能种菱角呢？因为种菱角的前提，是必须把杂七杂八的水草（包括葑草）全部清除干净，菱角才能得到有效地生长。这样，他就把乞开西湖状中的主要工程量，这官方说法是要“国营”的政府行为，一脚，就转化成了种菱角的人的个人责任。
那么，这苏大人让人种菱角能让到什么地步呐？这“三潭印月”就是一种界定，就是根双黄线。线内你别来，线外你拿钱来租！
好，这里就有个大问题了！苏轼欺上瞒下、欺世盗名的罪恶行径已经昭然若揭了！请看！我们已知“三潭印月”的大小为6万平方米，而整个西湖面积应大于639万平方米，联系上文，可知，从这里看，1090年的苏轼大动干戈整治西湖的目的仅仅只是想让原面积的百分之一都不到的水域还能是湖，其余的，即是法不禁止即可行，我不管了，我只要保证这原湖的百分之一仍是湖，就能向上交差，向下交待，向历史交卷了。
如果说，苏轼顺应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意愿，保留一小部分优质湖区，将不良资产转化为农业生产，这个思路也没啥错。问题是，你那千古流芳的、身为本项目开路先锋的《乞开西湖状》，明确提出，你是在“开”西湖，而不是在填西湖、不是在租西湖。在《乞开西湖状》中，苏轼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意思是：“熙宁年间，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臣到杭州任通判，当时西湖沼泽化的程度不过十分之二三。距臣这次来杭任知州，不过十六七年时间，不想西湖已经堙塞了大半。”那么，由此可以推知：在无人管理时，放任西湖自然湮灭的速率为十六七年能从十分之二三到十之五六，即每一成的湮灭约为时四分之一年，所以，在当时，余四五成的西湖湮灭约为十六到二十年。那么，这个结果，与苏轼预言的“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基本相等。
那么，苏轼种菱角之策，这放弃了西湖百分之九十九的“惠民”之策，这建设“三潭印月”，不就是让违法合法化吗？不就是在跟《乞开西湖状》在对着干吗？对着干是两个人顶牛，而《乞开西湖状》和“三潭印月”则是苏大人一人所为，且，“三潭印月”本就是《乞开西湖状》的产品，那，这里，苏轼是自已在扇自已的耳光呐？还是两面三刀，混水摸鱼，信口雌黄，鲜廉寡耻呐？
各位，苏轼苏大人的整治西湖，一手乞上，向朝廷要钱要粮要度牒；一手压下，对湖农毁田毁茭毁房产；一脚皮球，不花钱以种菱角除葑草；一脚踩定，有运作三潭印月可保底。这真是，吃小款不如吃大款，吃大款不如吃公款；大小款通吃无松宽，宋一代江山玩儿完。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一是“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既然如此，为活更多“羽毛鳞介”，哪能任由湖农种植菱角，这不是在跟“羽毛鳞介”争夺生存空间吗？苏轼为什么这时就没有“亦何心哉”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二是“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既然如此，为何将不能种植的水域只设定为百分之一？又：“咸苦”与“六井渐坏”有关，与“乞开西湖”无关。理由是：杭州的“六井”，历史悠久，并非有些文章所说为苏轼所建。杭州自隋建州以来城市日益发展，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唐德宗朝李泌任杭州刺史后，组织民工自涌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置六个出水口，即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相国井，俗称六井。至宋，苏轼将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并直接接于流向西湖的溪涧。故，北宋之六井，与西湖不甚相关，此理由作为“乞开”的第二大理由，牵强附会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三是“可无凶岁”。这个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兴水利，为灌溉，理所当然。但，若兴水利，要伤农，就远离“水利”的本意了。至于，毁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这里，还真没法计算。其实，理论上，只要灌溉得当，工作从水源做起，有无西湖一个样。甚至，如果考虑进水的自然蒸发量，没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四是为了防止“吏卒搔扰”。这个理由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质差，你不能去跟他讲三dà纪律八项注意？你可是两浙路的军政一把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既然知道“吏卒”惯会“搔扰”，理当头痛医头，哪能头痛医脚？不去解决吏卒的问题，反拿西湖疏浚在这里说事，这苏大人的脑袋里，还有点逻辑性吗？这个主，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他喜欢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着软的，就惹了；看着硬的，就闪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幼女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连王死后都不放过。章谆对他有恩，人家失势后也是百般嘲笑。谈文采，北宋无人能及苏学士。但是谈人品，同时代文人里面他是最差的几个人之一。比如，苏轼混在凤翔时，其时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还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苏轼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而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这个事情又确实太大，“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苏轼他讲了什么呢？
苏轼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的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时间。
但如何才能“优裕其民”，一向偷吃懒做的苏轼虽没有什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就是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建议，也就是苏轼这种书生讲讲罢了，国家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横向看看亚非澳欧美，纵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纪，有哪个国家没有专卖制度？
苏轼的这个建议，正是苏轼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好听，好看，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却一点也不实用，骨子里还有点反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于国于民两无用”。
其实苏轼自已也明白，“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