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学界称之为第一次纸桥大战，此役黑旗军大获全胜，法军死伤惨重，越南阮氏王朝为表彰刘永福，封他做了“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给他，以示褒奖。但是，阮氏王朝害怕法国人大举报复，结果还是和法国人外交妥协并订立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而法国这方面，一来刚刚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暂时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扩张行动，加之堵布益和安邺等人超越训令，打乱了原有计划，于是便顺水推舟，宣布放弃越南北圻，而越南则同意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
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于次年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的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以试图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收到后，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时任驻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提出了多次严正抗议。但是，因为越南阮氏王朝没有要求清廷保护，清廷也就乐得装聋作哑，按兵不动。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国内情况好转，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其野心再度膨胀，特别是新出任内阁总理的茹费理上台后，就毫不掩饰的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的、怎样火热的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
于是，刚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其目标就是十年前暂时放弃的越南北圻。1882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并于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据说，当时李威利占领河内后，为了报当年安邺被杀之仇，还曾悬赏一万元取刘永福的首级。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唐景崧本是广西灌阳人，进士出身，但仕途并不顺利，他在京十五年方得一吏部候补主事的职位。侯门一入深似海，朝中无人别做官，唐景崧浮沉宦海十余载，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得不到机会施展。
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遇的机会，于是就毛遂自荐，向朝廷自请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准备大干一场。朝廷见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将他派往南方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差遣。
这样，唐景崧作为朝廷特派员到了越南后，面见刘永福并向他提出三个建议：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归顺清廷；中策是保越南击退法国，清廷暗中援助兵饷；下策是株守保胜，但万一被法国人打败，退入中国，恐怕也为清廷所不容。
刘永福听后沉吟良久说，上策不敢想，下策不愿想，唯有拼尽全力争取中策，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
法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军发生冲突，这对于黑旗军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根本问题。对于中越两国，假如法国人真的击败黑旗军占据越南北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正因为如此，中越两国政府也就明里或者暗中的支持黑旗军抗法，意在把黑旗军推上抗法的前沿。一言而蔽之，外敌当前，一致对外。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刘永福深知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便想引诱法军出战。李威利见援军未到，不敢出战。等到援军到后，李威利开始信心满满，率法军出城进攻纸桥以西的黑旗军阵地。刘永福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
法军见黑旗军一路败退，便在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部迎敌后，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李威利以为黑旗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摆的继续前进。等到法国进入埋伏阵地后，说时迟，那时快，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然跃起，以密集的枪弹对法军加以痛击！
法军猝不及防，慌乱中夺路而逃，李威利还想整理队伍，无奈乱军之中，兵败如山倒，自己也被流弹击中肩膀，一下栽倒在地，溃兵们纷纷掉头就跑，顾不上自己的统帅，结果李威利和安邺一样，被黑旗军割了脑袋，几十名法军士兵包括几个军官也都丧命河内城外，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纸桥大捷”。
战后，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授予了他“一等义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职。
法国人听说李维业战死，恼羞成怒之下，决定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由海军上将孤拔带领，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恰好这时候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结果在法国人的威逼之下，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制服越南之后，法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驻扎在越南边境的黑旗军和清军，并进而试图侵犯中国的西南地区。由此，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就开始日益逼近。
4．2、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
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吃尽了洋人们的苦头。如今的大清帝国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但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会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是意见不一，朝议争论不休，当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假如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比如李鸿章就说1874年的法越和约“语多悖谬，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换句话说，既然越南对大清帝国离心离德，而且没有求援，倒不如放弃掉算了。恭亲王奕䜣等也持这派观点。
第三种观点主张援助越南官军和黑旗军，打击法国侵略，在必要的情况下，派清军驻扎在越南北部边境，相机行事，以最大可能的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这一派有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线。
清流派少壮官员在朝议中争辩最为激烈，这些人往往激情有余，实务经验不足。这些官员对于真正的战争，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军事发展的情况，大都是知之甚少，甚至是纸上谈兵，很多时候完全是想当然，过于天真。
譬如曾纪泽，算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洋务派专家了，在完全不了解中法海军的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出动海军“示形慑敌”。而清流派代表人物张珮伦，干脆就提出中国出兵攻取越南，“夫我不取越，越终折入于法，不如暂取而还封之”。
还有一位候补道王之春上书朝廷说，暹罗国（今泰国）和越南毗连，朝中掌管兵政大权的都是两广之人，假如大清联合暹罗国对法国占据的交趾###发动攻击的话，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覆灭了法酋的老巢。另外他还说，英国的属地新嘉坡，有十多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如果朝廷悬以重赏，密约两处壮士，到时暹罗发动进攻时，新嘉坡人作为内应，就可以法国人阻止通过马六甲海峡，夺其兵船，焚其军火，切断法国后路，建议派人前往联系。报上去后，被朝廷斥为一派胡言。
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的一定是无耻投降卖国的，有汉奸的嫌疑，比如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而只要是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那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的。
但笔者却认为，中国有太多的悲情，反没有了意义。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坏就坏在那些高调分子手中，譬如如今网上之愤（粪）青，往往是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脾气远胜于知识，名为爱国，实则误国，这愤青之流，古而有之。
话说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要求中国撤出驻越军队。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了无进展。
鉴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也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时候，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但是，清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不要轻易启衅。
“和战”政策是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清廷刚刚对国际实务难说了解，加之实力不济，也是底气不足。清政府中法战争“和战”政策的失败，关键还在于重心的失误上。
所谓“和战”，重点是战，重心应该放在备战上，哪怕外交做得再漂亮，甚至根本就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问题全在谈判桌上搞定，但胜利者最后依仗的，其实还在于其军事实力。
备战，不等于要开战，但是，至少要等于随时可以开战并战而胜之。这样的霸气，才是外交谈判最有力的武器。而当时的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军队出关是虚张声势，不想流血牺牲，也不去认真备战，反而左右约束，一心指望谈判桌上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战守皆失。
反观法国的部署，见谈判讹诈不行，就坚决使用武力。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