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䜣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䜣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䜣，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䜣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䜣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䜣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䜣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太爷爷乾隆的诗强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象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海盗活动一向是深恶痛绝，但这次，他们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都信奉这个理念。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向他的总督衙门每十分钟开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这个事实证明，印度的甘地先生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我们的叶名琛总督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誉送给叶大人。但是，英国人一贯是讨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以也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
正当英国人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攻打广州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起义了，英国人暂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获胜。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仅过一年，印度事平，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合给叶名琛下最后通牒，但叶总督照旧不予理会，他此刻正在长春仙馆里大拜吕洞宾、李太白二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总督被囚禁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并且拒绝洋食，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最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叶名琛自比苏武，但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却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虽死何益？
广州城陷后，英国人找来了原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这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汉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而是默认到1859年柏贵去世为止。
英法联军随后被上天津，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据说美国和俄国早就串通一气，闻风赶来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甚至酿成大祸。
事情的缘由，是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僧王把英法舰队引诱到一片烂泥滩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洋鬼子，取得了有史以来对外海战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也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
刚取得大胜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逃回。天津陷落后，北京门户洞开。
据说，1860年的六月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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