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时联邦德国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但联邦德国主要关心的不是美元，而是欧洲1979年设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EMS），联邦德国是EMS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体系成立的目的是协调欧洲各国的汇率政策，在欧洲内部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通过各国政府的协调合作，使EMS成员国之间的汇率维持在上下的幅度内小幅波动，其中意大利里拉除外，里拉可在上下6％的限度内波动。由于美元的大幅度振荡将对EMS稳定带来危害，所以联邦德国同意向美国提供有限资金维持美元的稳定性。
但联邦德国并不支持美国卡特政府重振美元的政策，不愿为美国提供大量的资金，使美联储最后不得不减少货币供给量，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卡特政府时的经济不景气，也助成了里根政府的上台。
里根政府知道，欧洲人在趁美元地位动荡不稳的关键时刻忙于建立他们自己的货币体系，所以里根政府是不可能要求欧洲人为其巨额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里根政府只有依靠吸引日本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中、长期国债。
为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日本投资资金，里根政府实施了“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政策。高利率政策以高利益为诱饵吸引日本大量的机构和个人的投资资本，强势美元政策足以稳定日本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以吸引国际资本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高利率和不断走强的美元的双重诱惑下，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如潮水般大量涌入美国，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1976年，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为亿美元，10年后的1986年4月达到了138亿美元。日本1985年一年对外投资额为818亿美元，其中535亿美元是对美国债券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中、长期国债的投资。
从纯粹的资本投资角度来说，日本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投资策略，在1980年—1985年期间，美国的利率一直高于日本的利率。同时，美元又一直保持强势。因而，在此期间投资美国国债对日本来说是一项收益率非常高的投资选择，既获得了美国的高利率，又可从美元升值中赚钱，双重的收益使美国国债投资特别受到日本投资者的欢迎。
日本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吉尔平教授在其论著《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写到：“没有日本向美国的资本流动，就绝不会有里根政府一边减税刺激经济，一边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充。里根政府为了使与经济和国防有关的政策都能取得成功，利用了来自日本的资金。”。
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政策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美元的升值导致在1980年—1984年期间美国实际净出口急剧下降，在这四年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按1984年价格计算）。许多具有国际贸易背景的企业因此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1980年—1984年期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逐年增加，到1984年已高达1000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等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许多经济学家也从产业空洞化将危及美国的长远发展为由，要求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的政策。
但里根政府没有理会这些呼吁和要求。因为里根政府知道：最大限度地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才最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由于大量国际资本（主要是日本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服务项目赤字，美国的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平衡。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多余的资金进行对外投资。
美国经济在1981年—1984年的里根第一任总统期间持续增长，繁花似锦。美国人什么都不用做，依然可以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强势美元使进口产品非常便宜，美国人在口袋里揣点美元就可以在全世界尽情地挥霍。美国人对里根非常满意，觉得他虽然不是经济专业出身，但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很有一套，于是在1984年11月继续选他做美国的总统。
加速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80年代初，日本金融体制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充满限制的体系，众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割开来，限制日本资金流向海外，限制民间的国际金融交易等等。
如果不拆除这些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篱笆，美国再高的利率、再强的美元也跟日本投资者无关，因为政策和法规不允许日本人进行海外证券投资。
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金融高手给里根政府出的建议是逼迫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开始于70年代中期，但速度非常缓慢。迫于美国的压力，到1980年，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开始加快，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外汇法》，老的《外汇法》制订于日本国际收支持续赤字的50年代，对外汇实行配额制度，政府对外汇使用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修改后的新《外汇法》允许日本居住者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原则上允许进行自由外汇交易。修改后的《外汇法》使日本资金可以合法地投资海外。
但美国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步伐太慢了，为了加速日本金融国际化，1983年秋天，里根总统亲自出马，带了一批金融专家来到日本，催促日本政府加紧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据中曾根多次对外吹嘘说：他和里根是互称“罗、康”的亲密朋友。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美国的金融改革建议，专门设立了一个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日本大藏省和美国财政部之间进行谈判的机构。双方在进行多次协商讨论后，很快就有了实质性进展。在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报告，该报告提出放宽或废除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允许日元自由兑换，允许企业和投资者自由地进行外汇期货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日本，实施日元国际化战略等等。该份报告的出台速度如此之快，出乎了许多日本专家的意料，从以往经验来看，该报告的许多内容和措施不经过二三年的广泛讨论和审议是很难出台的。并且，该报告的建议和措施被很快实施，非常顺利地为金融界和市场有关方面接受。
由于日本自1980年以来快速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使得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才有机会投资美国证券市场。
广场协议（Ｐｌａｚａ Ａｃｃｏ…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以下先看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