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夏伯阳》，超过《夏伯阳》”；等等。以至从文艺方面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一直搞到“打倒牛顿三定律”。周扬说：“我们也简单，但看到比我们更简单的也受不了。”（同上，第355页）
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扬要求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电影厂要实行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生产民主。过去受批判太多了，有些文艺家提出能不能划出一个“边缘地带”。周扬说：“同志们用‘边缘’二字，有深意存焉。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
深渊太多，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边缘是边缘，掉下去不要说成是掉入修正主义，就说是掉入一个小小的错误。……现在我们不搞万丈深渊，只搞一丈或5尺，掉下去也没有关系，无非是艺术手法表现不恰当，对生活反映得不深刻、不全面。……要鼓励艺术家大胆一点，让他去试。”（同上，第378页）周扬集中谈了人性问题。他说：“在人性论的争论上，我们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同上，第381－382页）有没有人性？当然有。人性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从没有阶级的社会，到很长时期的有阶级的社会，将来又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从没有阶级性的人性，到有阶级性的人性，将来又是没有阶级性的人性。最理想的人是消灭了阶级以后全面发展的人。周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很有头脑人，是思想丰富、感情丰富、趣味丰富的人。这种人既有独立见解，不盲从，又有纪律精神，是把个人的努力和集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的人。他认为从文艺来说，要写人性，写个性。他说，“典型是一个人，他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一个阶层或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特点，这是需要的，但是首先他还是一个个人。个性化和典型化是统一的，没有个性化，你那个典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人物是死的。”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3）
（同上，第390页）“我们现在作品里也有矛盾，但写得很轻微很表面化，人物的内心矛盾和人物间的矛盾，都有点不敢展开，还没有成为矛盾就解决了。实际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写得简单化了。
文学作品要强调写人的个性，文学家要深入观察生活中不同人物个性，要以生活中接触过的人，观察过的人作为基础。”（同上，第391页）周扬在谈到艺术规律的问题时强调说：“无论是封建时代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艺术，外国人的艺术，中国人的艺术，都是要形象思维，要有情、意、境，要能感染人，要引起共鸣，这是共同规律。”
（同上，第393页）他说，最能引起人共鸣的莫过于生活情景，世界上没有比生活本身更能打动人的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感受的东西，所经验的东西，唤起自己对当时情景的回忆，不但呈现当时的情景，并且唤起当时自己看到那种情景时所引起的思想感情的回忆，然后把它变成语言，形象（或表演），在观众中唤起同样的景象，激起观众同样的思想和情感。“所以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同上，第392页）周扬过去关于文艺“为政策服务”
的主张在这里不见了，文艺阶级性的主张也淡出了，对艺术规律的深入思考，对生活第一的观点的彻底的贯彻，表明他在开创现实主义道路新局面方面进到了成熟的地步。
周恩来在周扬上述两次讲话之间，给出席这两个会议的同志作了一次报告，这便是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尖锐指出，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
这种“五子登科”的做法，来源于政治上的不民主，思想根源则是“一言堂”。在谈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太多，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就会使经济、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在谈到文艺规律时，周恩来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他批评说：“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至于“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第45、52、46页）
###开座谈会有个传统方法，就是先开一半，回去讨论酝酿，然后再开一半。这样开会有个好处，可以多做些酝酿研究，尤其是对于思想、方针、政策问题，反复几次，可以酝酿得更充分些。
这次也是采取这个办法。
7月，后一段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北京的作家艺术家，有党内同志，也有党外人士。周扬在会上听取大家意见，并两次作了长篇讲话。
周扬说，《文艺十条》中谈的十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保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前执行得不够好，有两方面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一连串的斗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民主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只有统一意志没有个人心情舒畅。从主观方面来说，主要是对“双百”方针了解不够，最普遍最突出的是把“双百”方针了解为“两家争鸣”，认为只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手段，而不知“‘双百’方针更重要的意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人民内部展开争鸣。”“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也需要争鸣。”“所以说，这个方针是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科学、艺术的方针，不是消极地对付资产阶级的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左’和右有一个共同点，右的人是希望自由化，‘左’的人以为执行了这个方针就会乱，实际上也是把它理解为自由化。修正主义害怕‘钓鱼’和‘锄草’，教条主义认为就是‘钓鱼’和‘锄草’，这有什么区别？还不是都把它当作了‘钓鱼’和‘锄草’的政策。”。 最好的txt下载网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4）
（《周扬文集》第4卷第22页）周扬作自我批评说，过去我们也常讲“双百”方针，但实际上贯彻得很差，理论和实际没有统一起来。
他同陆定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都觉得过去是号召多，缺乏具体措施，“双百”方针的执行没有保证。周扬说，多年来文艺界进行了很多批判，有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些批判过火，有些批判是错误的。这方面，我们是有责任的，有些事情同我们直接有关，有些事情同我们提得不全面有关。（同上，第39页） 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扬在谈到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时说，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但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确实存在着狭隘、片面的了解，把它简单地了解为直接反映和配合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中心任务，即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以文艺解释和宣传某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领域是很广泛的。他明确提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同上，第36页）他明确提出文艺为全民服务的论点，说：“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劳动人民、为工农兵服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同上，第47页）不仅服务对象比延安时期广泛了，而且服务范围也更广阔了，那时是为抗日服务，现在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关于文艺为全民服务的论点，“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点，在这次讲话一个多月之前，即1961年6月22日，他在同日本作家的谈话中也讲过。他说：“为劳动人民服务，就是为全民服务，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反映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
“文艺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周扬文集》第3卷第365页）文艺为全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重要思想的产生，是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和收获，周扬以此作为我国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作为我国文艺的总任务和总目的，既包括了为政治服务，又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既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要求，又符合文艺的规律，可以说集中表现了党对文艺政策的重要调整。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不论是周扬本人，还是其他人，当时对问题的认识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晰和透彻，因此，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文件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