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方针，根本不发生是否放得够了和鸣得够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天能说是够的时候。当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呢？周扬说，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把在文化上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立起来。“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似乎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要工农兵方向，就不能同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多只能口头上讲一讲，点缀点缀门面，他们对于这个方针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相反地，机会主义者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倒是表示‘欢迎’的，但他们是抱着另外一种心情来‘欢迎’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东西，早已有些厌倦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方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都当作什么‘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一古脑儿甩掉，好象不这样就会妨碍这个新方针的执行似的，表面上看来似乎他们是在拥护这个方针，实际上他们是在葬送它，因为他们把这个方针的灵魂勾掉了。”（《周扬文集》第2卷第487页）
周扬在这里所提出关于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过程中要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倾向的论点，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在当时被认为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在从那时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坛上，仿佛一直没有失去其效力。
周扬在答问中还谈了他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看法。他说：“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到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同上，第489页）周扬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是相当缓和的，不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只说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不说他们是宗派主义，只说他们是“带着宗派的情绪”，“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周扬在回答对《文艺报》评论员文章：《电影的锣鼓》有什么意见时，称这篇文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作者是一个和电影工作有较多接触的同志，可惜作者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的立场，实事求是地、恰当地来批评电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而是“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显然，不论是对“左”的还是右的意见，周扬都是把他们当做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来对待的，完全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
周扬在这次答问中还说，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要有一种适合于它的环境，而我们的环境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东西，如教条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方法。他提出要摆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教条主义的两重束缚，重视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要有理论上的勇气和创作上的勇气。 。 想看书来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6）
周扬最后强调说：“必须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的领导。要领导得好，首先要依靠科学家、艺术家，要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信赖他们，遇事多和他们商量，同时，领导者要学会掌握科学和艺术工作的规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要向科学家、艺术家学，因为在业务上，他们总是比我们懂得多得多。”（同上，第49１页）是啊，“必须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的领导”！讲得好。20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在书报刊中到处不断出现“改善”党的领导的提法，大讲特讲“改善”
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早提出“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的领导的，恐怕当推周扬了。
在这前后，毛泽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电影的锣鼓》的作者钟惦〖FJF〗NC97B〖FJJ〗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不过他当时最关心的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因此他一再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人。
４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篇社论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社论也表明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里，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显然比周扬的答《文汇报》记者问要来得严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同一年多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去年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根据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
4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该报转载了周扬的上述答问。
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仍在继续大力鼓励鸣放，也可以看出对周扬这篇答问的重视。
５月13日，周扬在文学讲习所作题为《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继续鼓吹鸣放。他说：我们过去多年搞对敌斗争，“逐渐的搞斗争和群众运动就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上习惯了这一套，习惯了对付敌人。……
今天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都是自己人，是人民内部，很可能他受了敌对东西的影响，有一些敌对的思想和情绪，但他不是敌人。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我们就得采取新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方法之一。这种新方法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我们习惯的一套是整敌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在这上面也适用，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东西就当作敌人，恨不得整他一下。至于对自己人要说服，要讲道理，在他脑子里还缺少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分开来。这两种矛盾有时容易区分，有时又很难区分，尤其是在思想上是敌对的而又不是敌人的情况下。这时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犯错误，肃反运动中出偏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周扬文集》第2卷第496页）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说，对人民只能允许他言论自由，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不能禁止他讲唯心主义，放资产阶级思想，除非他讲反革命的话，“再退一步，甚至于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所谓毒草，在周扬看来就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是否算毒草，还可以研究，不然毒草未免太多了。香花和毒草确实难以区别，标准难定，你要禁止毒草，往往把香花也禁止了，你要得到香花，就得让毒草同时放出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当初讲话时是没有的，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1957年６月16日公开发表时加上去的。周扬在这里虽然也讲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问题，但他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看做是毒草，甚至觉得“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看来，他所有要创造的环境是相当宽松和宽容的。他说：“过去的方式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大家围攻，强迫检讨，对待自己人乃至怀有敌对思想的人，这已经是不适宜的了。今后一般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接受，可以反驳，决不要勉强检讨，勉强检讨的结果，过一个时候他会翻案。”（同上，第511页）周扬的这些明达的见解，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思考和警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变幻万端的现实面前，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周扬的“春天”的梦想很快就被接着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打得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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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
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 1957年４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人们积极帮助党整风，借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义，简称“鸣”
“放”。在从５月初到6月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仅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有13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更达25次之多。从各类座谈会上所提意见内容来看，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也有一些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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