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次文代会以来文艺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创作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茅盾的报告就公式化、概念化作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克服途径；胡乔木在报告中重点阐述了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这次会议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批评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创作和批评中“现实主义的薄弱主要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即违背艺术规律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尖锐的批评和初步的清理。
周扬的报告的一个亮点是对于那种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的批评，对于艺术特点的强调。他认定：“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吸取来的。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和不少的作家，却往往不理解艺术的这个根本的特点。他们离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去追求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其结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环境中自然地、合乎规律地行动着、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听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傀儡；思想不是渗透在作品的艺术组织当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议论。作品中需要有人物好像只是为了请他们来解说各种具体的政策，而并不是具有高尚品质、思想、情感的人物的真实形象来感染和打动读者。”（《周扬文集》第2卷第242…243页）
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悲鸿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了。周扬在他病势垂危，弥留之际，赶到医院，亲眼看着他去世，并守候他的遗体入殓。在中央美院举行的徐悲鸿纪念会上，周扬说：徐悲鸿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画家，卓越的艺术教育家。他继承了中国民族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吸取了西洋古典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他的艺术创造中，表现了高度技巧和浓厚的民族特色的结合。他的作品表现了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倾向，他在艺术创造上的勤练笃学的精神，足为大家的楷模。几十年之后，他在徐悲鸿纪念馆落成开幕式上依旧沉痛地说：“一代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徐先生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对我国的美术事业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事隔将近30年了，至今想起来，我还感到悲痛和惋惜。”（《周扬文集》第5卷第486页）
在这次文代会前后几年中，周扬反复强调，文学艺术必须以人为中心，写出生动的、有生命的、有个性的形象。在他看来，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最大问题就是“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妆表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是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同上，第151页）1955年2月20日，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30年代就已提出过的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想的观点。他说：“艺术的规律是什么，艺术认识现实的手段是什么？——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现实的，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不是艺术没思想，任何艺术都是有思想的，和科学、政治不同的地方是艺术通过形象表达思想，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他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区别也有联系，艺术没有逻辑思维、没有概念就不能活下去，因为逻辑思维反映了客观规律，因此逻辑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基础，但逻辑思维又不能代替形象思维，否则，那可以说是一篇革命的文章，是宣传品，但不能说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作品的思想价值，不在于表现政治运动、生产过程。……应该运动是背景，中心是人，这人不是你的工具，不是傀儡，不是作者是可以支配的，人，是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按照客观的规律行动，要创造这样的人。现在的人没有独立性，去掉也可以，加一句话，少一句话都可以。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周扬文集》２卷第336、337、341页） 。 想看书来
17在曲折中前进（6）
关于艺术的根本特点是形象，没有形象便没有艺术，这一点，周扬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关于艺术的特殊规律是形象思维，强调形象只能从生活中来，中心的问题是写人，强调要求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强调“艺术作品中要有生活的真实，要有道德的力量，美的力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同上，第339页），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政治议论的传声筒，则是他针对当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达到的新认识。他对艺术特点、艺术规律的认识，对概念化、公式化的批评，可谓相当深刻和痛切的了。
在这次文代会上，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内，周扬对他过去曾经讲过的生活第一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阐述，认为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的基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的原则。1951年11月24日，周扬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中说：“谁也知道，要创造真正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作者必须广泛地深刻地观察生活，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基础。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原则。”（《周扬文集》第2卷第136页）他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又强调说：“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离开了群众，还能有甚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的描写，还能表现得出甚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同上，第150页）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着重强调的，依然是创作“不要从条文概念出发而应从生活出发，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同上，第230页）他对生活又作了非常广泛的解释，说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有政治生活、社会活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内心世界、周围环境等，不要把生活理解和表现得太狭隘了。这一切表明，周扬在实践的磨练下，开始排除政治的干扰，再次高扬生活第一的观点，从强调学习政策，到强调“向生活去追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大的变化，表明他在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周扬毕竟是周扬，作为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代言人，他在强调生活第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观点时，为了同他前些时候所强调的学习和宣传政策的主张相衔接，仍然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政策之重要，说政策和生活不是对立的，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同上，第230页） 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 周扬在这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在这前后一段时间中，还一再强调要改变用行政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周扬认为，现在我们的领导是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文化机关的部长局长，文艺团体的主席，都还不大会运用社会的力量，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做工作。他说：“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创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不顾各个作家的不同生活经验和写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对待小学生似的给他们规定题目，规定完成创作的时限，甚至规定创作的形式。而在写成的时候，又往往简单地、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把一个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当做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认真地去研究和总结这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具体地帮助作家。这种对于创作的行政式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这样才能创造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气候，创造作家的艺术劳动的最有利的条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同上，第24５页）所谓“社会方式”，就是利用社会的活动，如批评、竞赛、舆论、奖励等，周扬认为“这是领导文艺最有效的方法”。（同上，第305页）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这是过去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思想，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对于如何领导文艺取得的新经验，首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17在曲折中前进（7）
周扬之所以提出并强调要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同他对文艺的特点的认识密切相关。1954年5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观点，即：“艺术的特点就是它是社会的现象和产物”，力主“我们领导文艺方面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