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心态。骆文原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进步学生，曾参加左翼剧联，后经周恩来批准和安排由重庆来到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后，他也被隔离审查，只因爱人因病住院，他要照看一岁的孩子，领导特许他呆在家中。1942年的一个冬夜，周扬派人通知骆文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骆文用小棉被裹着婴儿去了。周扬让他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问他：“紧张吗？”骆文回答：“开始有些紧张，现在好些了。”
周扬又问：“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骆文很惊诧，辩解说：“这不是事实。”他请求周扬让他讲点自己的情况，周扬表示“可以讲讲，可以不要顾虑”。于是，骆文讲了他在重庆几次见到周恩来，最后又是周恩来安排他到延安。周扬听后问：“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
骆文说：“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说完，骆文情不自禁望了望床上小儿，周扬说：“不会冻着的。”边说边用被角把小家伙搭上，又问：“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坦白交待？”骆文说：“我已经讲了多次实情。”接着又大着胆子说：“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呆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也一定了解他们……”周扬听了“嗯”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最后，周扬嘱咐他“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着孩子好好下山。”骆文说，周扬同他的谈话，对他的事“固然没有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他决没有胡乱的整人。而且，明显看得出，他对青年，他对运动在思索。”（参看骆文：《延安时代，他总在思考探索》，《忆周扬》第65、66、67页）周扬不是那种存心整人的人，但在那种势不得已的情势之下，要让他挺身而出，抵抗“抢救运动”，力主正义，他也做不到。这样，不论是整人的一方，还是被整的一方，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感受出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或者说他政治上斗争性不强，不能揪出更多的“敌人”，或者说他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等等，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以后，周扬建议上级把少数作家暂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创作之家”，集中精力写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这体现了他在那样一种突出思想整顿、检查、批判、斗争的情况下仍然注重创作的努力。在得到上级的同意后，周扬挑选了艾青夫妇、塞克夫妇、杨朔、高长虹等非党作家，还有从苏联回来的萧三，以及周而复等。
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专心写作，有些人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优秀作品。
这一年年底，延安审干工作转入甄别阶段。毛泽东说：对搞错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对延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周扬在他所管的范围内，也作了甄别的工作，也赔礼道歉，不必细说。且说“文革”结束之后，周扬出狱，骆文前去探望周扬。
一见面，周扬就说：“在延安你们委屈了，这全由我负责。”骆文说：“我们有时顶，态度也不够好。不过事情过去很久了。”他永远不会忘记周扬在延安同他的那次谈话，周扬的品格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胡乱整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失为一个好人，天理良心，人们也就可以谅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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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1）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确立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阶段，除了抓了对王实味的批判之外，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了。
按照中央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由毛泽东分管。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文学造诣极深的人，他对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他把文化军队和拿枪的军队看做是革命不可缺少的两支军队。
由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提倡，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和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各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群众文化生活日益活跃。但由于当时大多数文艺家来自大城市，还没有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不适应，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些弱点便突出地暴露了出来。对这些问题，当时的一份文件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创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449－450页）
毛泽东认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找作家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谈话，交换意见，并委托他们帮他搜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材料。他同“文抗”的作家们座谈过，也同鲁艺的教员们座谈过。周扬在会上作过一个比较长的发言。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毛泽东摸清了情况，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开始举行，23日结束，被邀请与会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100多人。会议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有的作家在会上说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自己是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会议结束时，朱德总司令在发言中针对这些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立场、思想，“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的欢迎。毛泽东在最后作结论时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毛泽东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出发，就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批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根据他这次讲话，以及数天之后在整风高级学习组和鲁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揭开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讲话》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是：一、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系统地阐释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二、从文艺的规律和特点出发，着重指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源泉。革命文艺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首先是工农兵生活中去，深入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通过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熟悉人民大众，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这是创作革命文艺的基础和前提。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文艺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反映生活，要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革命文艺家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学习社会，解决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讲话》的这些基本精神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在当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后也仍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紧张、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也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从属、服从或服务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艺术观点等等在内的多方面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且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自身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