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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盛赞说：“《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作品，无疑地是一个错误。”（《周扬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很好的国防文学作品，当然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作家，他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却有他的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他对现实的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这样的作家，我们难道不应当拍手欢迎吗？”（同上，第200页） 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由于两个口号之争，在上海不大好工作了，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冯雪峰提议让他去日本，并说经费由组织上供给。周扬表示同意。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留日的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先后回国，周扬最崇敬的郭沫若也逃离了日本回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去日本了，冯雪峰也表示赞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8 初到延安（2）
周扬最后去了延安。这也是党组织的决定，同他谈话的是潘汉年。关于周扬为什么要离开蒋管区去延安，1978年9月，他在同香港人士赵浩生的谈话中曾这样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
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当时是我负责的嘛。我做负责人是在党遭到破坏以后，没有人，我才来做头。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要不然也有几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为什么要我来做头呢？所以现在人家批评我也是对的，因为你做了头嘛。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批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937年9月，周扬夫妇、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到延安去。
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周立波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为美国卡尔逊将军当翻译；林基路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被新疆当局盛世才杀害，成为著名烈士之一。
周扬等人到达延安的时间大约在11月初。最初与毛泽东的相见，令周扬终生难忘。那还是他刚到延安不几天的一个夜晚，毛主席提着一把酒壶，来到了他住的交际处，来探望他这位新来的湖南小同乡。他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从生活习惯到社会风情，无所不谈，唯独没有提的是上海文艺界的纠葛，两个口号的论争。随后，周扬还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两人彻夜长谈，毛泽东也没有提到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周扬很想向毛泽东反映一下上海文艺界的情况，特别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讲讲自己的错误，诉诉自己的委屈。有一次，他与毛泽东谈话，刚刚提及此事，就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似乎对事情早已了如指掌，无须听他再说。毛泽东只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委屈的问题讲了一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道理。“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周扬文集》第５卷第４页）
周扬不能不为毛泽东所折服，这些极富哲理的话，分析透辟，开人心窍，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话，周扬一生中不知讲过多少遍，经常用来勉励别人，包括同事和亲友，也勉励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同上，第４页）
肩负着民族的希望的延安迫切需要人才，毛泽东慧眼识珠，周扬这个才学出众、热情肯干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器重。
周扬到达延安之前，就和艾思奇、李初梨等人被陕北公学聘请为教授。他到达延安之后不久，便与成仿吾、柯仲平等组织“特区文化协会”。1937年11月14日，“文协”成立大会举行，周扬被推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边区“文协”筹备经过和意义的报告。这个协会先后设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1938年９月，他又与艾思奇一道组建了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以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周扬作为一个文化人物，活跃在边区“文协”各项工作中，活跃在陕北公学的理论研究和国防教育活动中，为开展边区广泛的文化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开辟理论和创作阵地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就任教育厅长、鲁艺副院长 周扬先在中央宣传部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就担任了边区教育厅厅长。时间约在1938年春。
8 初到延安（3）
为什么让周扬到教育厅工作？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党中央很重视边区教育事业，想尽快提高边区农民和干部的文化水平；二是边区政府没有设文化厅，文化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放在教育厅之内。所以教育厅，实际上就是文化教育厅，周扬所管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边区文化教育方面的所有工作。周扬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大学又学过教育，可谓人尽其才，应当说，组织上对周扬的工作安排是适当的，对他这个文化名人是相当重视的，是寄希望于他在边区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1938年2月13日，刚刚成立的国防科学社举行边区文化界反侵略大会，洛甫、凯丰、罗曼·罗兰等中外人士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周扬、何干之、艾思奇、陈伯达等为大会主席团，艾作报告，周、何、陈等作讲演。周扬在讲话中提出了“没有自由，文化就会灭亡”，“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的重要论点。他说：“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因为全世界受到侵略的威胁，文化界的任务，那是反侵略。……文化和侵略是根本不相容的。首先以侵略的国家来言，文化被毁灭，文化机关被摧残，文化人遭受打击，中国如此，西班牙也如此。再从侵略国来看，文化也是不得发展的。马克思说过，压迫他民族的民族是没有自由的，侵略国家只有铁和血，如德国。一个国社党作家说，提起文化，我就要拔出手枪来！这怎能开展文化，还有什么文化！没有自由，文化就会灭亡，因为文化是思想自由的结果。侵略国只有欺骗、只有‘侵略的文化’，结果全世界文化只有灭亡。因此全世界的文化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界，首先要起来响应全世界的反侵略运动，保卫中国的文化而斗争。……中国反侵略运动不是只是有保卫中国文化的意义，同时也包含有保卫全世界文化的意义。”（《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运动》，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边区文化”）。
1938年2月21日，延安“文协”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血祭上海》一剧。到会的有30余人，周扬在会上有个重要发言，见诸报端的约有500多字。他说：“批评不能单凭印象，印象不常常靠得住。应该客观的从下面各方面来看才对：一、观众是否欢迎；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三、一般的倾向是否现实的。根据这三个条件应该给予这剧以较高的评价。一、这剧获得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二、这剧是在极困难的技术条件下于短促的时间写成与演出的；三、一般的倾向是现实的，不管是否能好好地把握住现实，但正因为这戏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赞贬，批评就应当严格一点，找出成功与失败的要素。这剧的缺点：一、‘一二八’各界民众反日斗争，这个中心主题没有把握牢，没有正确地发展起来，恋爱的穿插占了主要的地位，使主题模糊和多少走入岔路了。带上半团圆主义和传奇性。人物没有活跃的个性，离典型也很远。脸谱主义是相当存在的。最后我说一点，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艺术不只表现人物做什么，而是表现他怎么做。要人物行动很正确，说话很正确，那是容易办到的，问题是要表现出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凭怎样的身份，那样动作，那样说话。假如没有前面的条件，最正确的行动和说话也会成为不真实的。”（1938年4月1日《战地》）
周扬等人的到来，给陕北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一派新的发展景象。据艾思奇回忆，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只会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才发展起歌咏和戏剧活动。在他们到达延安后的一年中，戏剧界的张庚、崔嵬，画家丁里、江丰，小说家刘白羽、萧军，著名教授何思敬等先后来到延安，同原先已在延安的文化人一起，使延安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
周扬作为教育厅长，在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力气。他认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治本的办法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在这方面，从指导思想到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