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要克服，但不能自倒旗帜。
为此，“文委”多次与鲁迅商量。承担这一使命的是“左联”
的宣传部长、书记徐懋庸。据徐回忆，他为此事到鲁迅那里跑过四趟。第一次是受周扬之命去听取鲁迅的意见，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他认为应当保留“左联”，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因为没有了这个核心，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
徐回来在“左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在场的胡乔木听后作了长篇发言。胡乔木的才干颇为与之结识不久的周扬所赏识，周扬给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后即任命他为“文总”书记。胡乔木讲的主要意思是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接着，徐懋庸再次与鲁迅商量，鲁迅听了徐讲的胡乔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解散“左联”，但坚持必须发表宣言，讲清楚“左联”解散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自行溃散。周扬听了徐带回的鲁迅的意见，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讨论的结果是左翼文化团体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宣言，太轰动了，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有“文总”发一个总的宣言。徐将这一决定又向鲁迅作了报告，鲁迅表示“那也好”。然而又过了不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就会被人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当徐第四次登门向鲁迅转达此意时，鲁迅气得一言不发。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意见未能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研究，鲁迅的想法没有得到“文委”的理解和尊重。鲁迅对于周扬等人早就持不信任态度，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这样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鲁迅看来，简直就是对他的耍弄，因此，对他们就更加不满、气愤以至憎恶了。数月之后冯雪峰来到上海，鲁迅一见冯的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对周扬等人的愤慨溢于言表。紧接着，由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提出，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展开，左翼文坛内部的矛盾便以异常激烈的形式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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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个口号的论争（1）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早在这两个口号提出之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发展，1932年在文坛上就出现过各种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口号，如“革命战争的文学”（瞿秋白：《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文学》1932年3月），“民族革命文学”（茅盾：《“五四”
与民族革命文学》；《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1934年，周扬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天”，“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企：《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所有这些口号，反映了革命作家抗日并以文艺进行配合的共同愿望，只是在当时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1935年底，周扬等“文委”同志在看到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登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刊登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在考虑解散“左联”开始筹组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动的中心口号。从1935年12月起，许多左翼作家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实质，并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国防文学”实际上已成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徐行出来反对了。他先后发表了《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章，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的提倡者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
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主张，开始也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这只要看看冯雪峰当年到上海后他同冯的谈话就一清二楚了。
冯雪峰是1936年4月25日左右，受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的。周恩来、张闻天给他的任务是：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四个任务中，前两个是主要的。
张闻天还特别嘱咐冯雪峰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熟识。”冯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住进了鲁迅家里，在那里住了约两个多星期。
师生相会，旧友重逢，鲁迅向冯雪峰倾诉了自己的忧愤之情。
冯雪峰在建国之初回忆说：“据我了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初他确实不大明了，并且曾经怀疑过的。”“我到上海后，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相，可以说他是明了了；但我觉得，他还有一些怀疑。”他曾当着冯的面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5、157—158页）
冯雪峰后来在“文革”中写的材料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不大理解，以及对“国防文学”主张和周扬的态度。他说：“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同敌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鲁迅说过，照他看来，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鲁迅说过，照他看来，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周扬他们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他认为，他们同那些造谣污蔑的小报是有联系的。”“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6 两个口号的论争（2）
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第3期）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气愤和憎恶，根本否定“国防文学”的主张是显然的了。
周扬等人当然是极愿争取鲁迅支持“国防文学”的主张，领导他们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无奈鲁迅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棘手。还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之前，即这一年的4月初，周扬曾特意找茅盾谈过一次话，讲了他们的苦衷。后来茅盾这样回忆说：“到四月初，沙汀来找我，说周扬有要事和我面谈，于是我与周扬在沙汀的家中见了面。周扬向我谈了‘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组织的情形，表示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他说，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接着周扬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流言和小报上登的一些‘消息’，譬如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这都是谣言，是敌人造的谣。他说他对鲁迅一向是尊敬的，没有恶意，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并不知情；还有一些是误会，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总之周扬说了很多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我能从中调解。”茅盾知道，鲁迅怀疑周扬等人因他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利用小报攻击他“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等等，互相之间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面对这样难解的结，他也感到为难。他表示：“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茅盾：《“左联”
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在鲁迅身边工作的胡风，在1934年一度曾任“左联”常委和宣传部长，是“左联”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因为有人反映说胡风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便不再受到“左联”的信用。在对敌斗争的环境里，保持高度戒备，乃是合乎情理之事，问题在于对胡风的怀疑缺乏充分的证据。当“文委”书记阳翰笙和“文委”成员周扬、夏衍、田汉登门向鲁迅汇报工作，田汉谈到胡风的这一疑点时，鲁迅鉴于他对胡风的了解，坚决不信，反而对怀疑胡风的人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之后，茅盾又从另外的渠道得知胡风为南京方面做事并领取津贴，向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