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第23部分

　　

四一　政事堂成立厘定官制
政事堂成立，设参议无定额，参酌旧制，厘定官制，文官分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三级，如上卿、中卿、少卿之类。现任官阶，都称为职。官是终身，职可随时更动。总长都授中卿，亦有少卿。次长都授上大夫，亦有授少卿，余即授少卿者。意在官论劳资，职论才能，与前清略同。
　　武官方面，中央设将军府为最高机关。将军之下，名目繁多，不能记忆。将军亦分三级，上将、中将、少将。官职亦分。上将体制甚崇，授上将者，只有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南方亦有二三人。将军在中央任职者，冠以威字，在地方任职者，冠以武字，内外互调，所谓出则膺疆寄，入则总师干也。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兼掌军事，各省首长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寓有军民分治之意。但亦有例外，巡按使带巡防队者。废府存道，观察使改称道尹，专管民事。知县仍旧称。地方官为三级制，较为简捷。中央又设肃政使，等于清之御史，肃政厅即等于都察院，专司弹劾。设平政院，专理行政诉讼。又设审计院，专核度支。设统计局，专管统计。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内史长改任阮斗瞻（忠枢），不用梁燕孙，令人起疑。阮本为北洋大臣之文案，有嗜好，且有麻将癖，曾赌至三昼夜不息，脾气很大，惟与张少轩（勋）交极厚。张反对共和，对袁不免龃龉，使阮往说即听命。袁之用阮，意或在此。惟少轩自身及其军队，均仍留辫，以示忠清之意。阮在北洋幕府有一小插曲。阮本文案专司书札，与总督较多接触。袁每找阮，阮总不在，后侦知阮昵一妓，故怠于公事，袁斥金为妓赎身，且为置金屋。阮至妓处，云为督署接去，阮大怒，即欲辞差。同事告阮，君何太急，君欲见意中人，我可陪你去。至则门榜阮公馆，入室则意中人已在其中矣。从此感宫保之厚意，终身不贰，而少轩亦服从项城之命令矣。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又颁勋位令，除大勋位外分五等，含五等爵之意。大勋位于国内，只赠孙中山先生。又以嘉禾章颁发太滥，又定宝光嘉禾章授文职，文虎章授武职，均分五等。
　　政事堂成立后，因参议中旧学者多，自厘定官制后，又定民间婚丧礼，又定甲乙两种礼服，重在复古，对于新的建设，不甚注意。督军中如张勋、倪嗣冲辈，总以共和制不合民情，于是复古之制，层出不穷。总统亦不常出席国务会议，总由徐相国主席。后又定郊天礼，祭孔礼，步步仿效帝制。又由内部朱总长独出心裁，定祭服，不古不今。余于国务会议席上，曾表示反对。余谓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若日本然，自当别论。现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在这时候，似非急务，且有乖共和政体。我以为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似开倒车，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杨左丞即说定祭服不一定即是恢复帝制，民国既不废郊天祀孔祀典，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余以他的话，带有讥讽，不再置辩。后竟制定图样，冕旒玄冠，服绣九章，用方头靴，看去像灶君神像。杨左丞会议后，将图对我扬了一扬，笑谓，祭服制今天颁布了，意存讥讽。余年少气盛，闻之不答，回部后没有跟总长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呈上，杨左丞在总统阅看时说，这是曹次长的意见，并非子兴总长之意，意在挑拨批驳。岂知总统笑说，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即于呈尾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余以一时之盛气，擅自上呈，并没有征得总长同意，颇感项城优容。可见项城遇事，并不固执己见，若辅弼亲近之人，能时进言，不致拒谏不纳。可惜逢承意旨之人多，直言敢谏之人太少，后来竟公然运动帝制矣。
　　

四二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余就职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第三项，日本将来向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益公使来见孙总长，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即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将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政府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捷敏，日本则有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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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1）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列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与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使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