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舐壅健Ｊ虑槭怯衫畎皆�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杂志第51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发的。这场有关评价胡适的论战，叶青和郑学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对手。当时在台大念书的李敖，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论”（即“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开炮攻击，郑学稼和叶青连忙抱成一团为胡秋原助战。郑学稼先后发表了《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论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责李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并和胡秋原一起猜测李敖的幕后人物是殷海光，认为殷海光的学术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强烈的反击。陈鹏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为胡秋原、郑学稼先生说两句话》，就《文星》杂志对郑学稼的攻击作出辩解。《文星》在众多台湾杂志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的，它为50年代封闭的台湾社会打开了一面窗户，让欧风美雨吹进来。郑学稼看不惯该刊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对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反对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识来震撼中国传统思想、生活和文学艺术，这在客观上为台湾当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会上弥漫的复古气氛护航，同时阻碍了文学文艺走向现代化。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学稼（3）
郑学稼的一生以“舍本逐末”而寻找到另一条治学之路。他的本行《养鸡学》还有《养猪学》已成了狗不理的学问，早已失传，可他研究日本史、苏联史、第三国际史及为文化名人作传自成一家。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给他写评传，但他对自己的成长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征信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徒生活》，详细记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从读大学到工作的经历，后面还列出他从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还有一本《我的学徒生活续集》，涵盖他从1965年至1985年间的生活历程。这是研究郑学稼乃至中国文化思想斗争史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大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理论与政策的重大转变。
自从与陈独秀交往起，郑学稼对苏联问题的兴趣就一直有增无减。除了在军情单位教联*史及社会主义运动史外，还研究苏*内斗争，探讨苏联文艺界的派系之争。1963年8月，郑学稼出版了《十年来苏俄文艺论争》（新亚社代售）。此书论述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至1962年苏联文艺界的派别消长情况，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与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创作自由的“修正主义派”展开斗争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赫鲁晓夫虽然支持过修正主义思潮，但他反教条主义不彻底，在本质上仍未摆脱斯大林文艺政策执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做法简单粗暴，而赫鲁晓夫懂得刚中有柔的道理。此书提供的某些资料，对人们认识苏联文艺解冻后的发展变化不无参考价值。
郑学稼几乎是一部写书“机器”。直至去世前，病床上还放着托姜新立从美国买回来的研究卢卡奇的著作。他在晚年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1989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两卷本《陈独秀传》。还在抗日时期，郑学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一个既研究日本又研究*的披着学术外衣的情报机构工作时，该中心分配给他一个任务是拉拢隐居在重庆江津的原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可他在与陈独秀的频繁接触中，不但未能把陈独秀拉过来，反而自己成了陈独秀的崇拜者和信徒。当他后来惊悉陈独秀去世后，就想为其树碑立传。这主要是陈氏晚年和他过从甚密、在书信中推心置腹交谈的缘故。但由于资料不足，他未能动笔。一直等到大陆在新时期对陈独秀有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公开了许多陈氏的资料后，他才于1986年2月动笔。他在1987年6月写完这本巨著的初稿后，便于同年7月13日因肠癌病逝于台北。郑学稼一贯认为：“陈独秀一生为理想而斗争。从反清到反袁，领导思想运动……都是为理想而奋斗。”对陈独秀是否属“托派”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陆有些人认为，陈独秀不过是思想上受了托派的影响，组织上并未参加，或认为虽参加了，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了关系，陈独秀出狱后也曾作过这类声明。郑学稼以对陈独秀的深切了解否定了大陆学者这个看法及陈独秀本人的声明：“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这应是较权威的结论。书中还有对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学革命理论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郑学稼本来学畜牧兽医，后看到中国农民生活的疾苦，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企图用知识去启蒙人民大众，并由此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他研究马列著作始于30年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史论战”，由这一论战引起他读英文版《资本论》第3卷。尽管他标榜“独立思考”和无党无派，其实他的论著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成就奖，并被台湾学术界誉为“理论大师”。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对某些问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他于1972年在政治大学学报发表《论*主义异化说》，是台湾首次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80年代台湾文化界检视“新*主义”思潮的大门。尽管他的立场观点我们无法接受，但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时代，他反复批判马列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种“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赴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与攻讦，如国民党评议员、《文星》杂志创办人萧孟能说他大谈马列主义是和共产党“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过了十一年多才勉强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虽高产，但读者面甚窄，多半只成为研究生的读本，而不能被官方钦定为宣扬三*义的“模范著作”，甚至连主张统一的人士也不爱读他的书。他晚年常向友人发牢骚。他的老友、新文学史料专家刘心皇为了使他心情开朗起来，曾带他到地下酒店去寻花问柳，可惜他年过花甲，没有这种本事，最后在落寞和被人恶意攻讦的哀叹声中离开人世。
参考文献
姜新立：《*理论大师——郑学稼先生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载《文讯》，总第31期，台北，1987年8月。
周玉山：《郑学稼老师的文学著作》，载《文讯》，总第31期。
郑学稼：《陈独秀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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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1）
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
台湾著名政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于2004年5月24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以讹传讹成“托派”
胡秋原登上文坛是1931年，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便参加了一场现代文学史上闻名的文艺自由论辩。
在前一年年底，胡秋原自筹经费和三位朋友一起办了《文化评论》。此刊物除鼓吹抗日外，另提出“自由人”和“自由知识阶级”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应有独立的人格，站在自由的立场上思考，而不应成为阶级和政党的工具；又认为文艺必须自由创作，不能做政治的留声机。否则，只能叫“阿狗文艺”。
在30年代，宣扬*主义的左翼文人，均强调文艺应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有意忽略创作必须自由的观点。而胡秋原利用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到的*主义知识，认为*主义不可以反对自由而必须与自由主义合作。左翼作家认为这是对文艺阶级性的挑战，因而由左联的机关报《文艺新闻》发表瞿秋白的文章加以批驳。
接着有苏汶的介入。他在1932年7月《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表示欢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并自称为“第三种人”。对这种鼓吹“脱离左翼而自由”的论调及其相应的活动，鲁迅在同年11月1日《现代》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这里讲的“第三种人”，主要是指苏汶（杜衡），但文章的开头却一面反对右翼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抨击对左翼“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倾向提出批评的胡秋原，称胡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鲁迅这一指控，“*”中正好成了文化激进派“杀尽”自由论的依据。《红旗》杂志在1972年3月号上发表的雷军《为什么要提倡读一点鲁迅的杂文》，便延续了30年代对胡秋原的抨击，说鲁迅的杂文揭露了“‘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的托匪胡秋原”。
笔者于1995年首次访台时，曾专门到胡秋原府上向他请教他是否参加过“托派”问题。他说：“鲁迅的原话‘发现了文艺自由论’是指我……鲁迅并没有说过我参加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为‘共产党反对派’。即是说，‘托派’本身是共产党员。我由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但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思想上也从未受过托派的影响。”
当时瞿秋白、冯雪峰以批评胡秋原所说的征引*主义词句宣扬*主义应与“自由”挂钩，这比国民党御用文人批判*主义更具迷惑性，因而给胡秋原戴上“社会*党”的帽子。胡秋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如果认为他的思想近乎*社会主义，那可以承认，但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社会*党”，当时也不存在这个组织。如果有，也只在法国才存在。事实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国民党为1924年，次年加入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