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样的事业？”我问二。
可黛说：“我要从事投资银行的事业。做一个Investment Banker，投资银行家。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就是一个投行性质的公司。但和摩根斯坦利、美林证券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读完斯坦福，加上我四年来的经验，我肯定能够进入这些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工作。我想我能够站在世界金融行业的顶峰，成为一个顶尖的financial professional。”
“你真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问三。
可黛说：“我现在工资其实已经很高了，年薪十五万。但我要把数字后面的货币符号ＲＭＢ，变成ＵＳＤ……
“我要……我要……我要……”。从可黛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心愿，都像迷人的音乐，在我的耳边余音绕梁。正是因为可黛这样男孩女孩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对于个人成功的追求，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才有了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
其实，可黛的这些心愿在四年前基本上就已经有了。但唯一不同的是，四年前她要的这些东西她肯定得不到，而四年后她要的这些东西，必然属于她！
五、幸福归宿
斯坦福已经有了，老公怎么办？我问他们下一步的夫妻计划，可黛的丈夫感慨而庆幸地说：“这真要感谢徐老师呢！是你的警告唤醒了我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我决定和可黛共同奋斗。几年下来，我已经考过了托福、GMAT，暑假过后立即办理去美国探亲，同时申请明年的MBA入学。从此我们就不会分离啦！”
他的眼中，流露着一种非常罕见的特大幸福感。
我突然有点嫉妒这个小伙子！他可真是什么都有啦！这么好的太太，这么好的家庭，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感情，这么好的计划……
我真希望，他暂时去不了美国……人不可以这么完美的，否则别人怎么过！
我立即对自己的嫉妒心发出了嘲笑，于是风度翩翩地向他和可黛再次表达了祝贺。
在可黛和她丈夫对我依依惜别的挥手中，我告别了这对幸福成功的夫妻，也告别了四年来使我自己的生活充满美丽期待的一个不断变幻升华的梦影——这个梦影，就是所有在人生道路上追求奋斗的学生、就是无数个可黛……男孩或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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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黛的故事（4）
告别他们，我马上想到了我自己不断被《新东方英语》催稿的悲苦命运。写点什么呢？我的心马上就沉到了谷底……
写于200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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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运交给陌生人（1）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葬礼。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生前一段哀婉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和前来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我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作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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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运交给陌生人（2）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有”……“没有”一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