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当时正处于在留学生最悲惨的状态之中——被先行到达美国的老婆踢出家门。老李在国内是处长，到美国来探亲看望老婆，结果却被老婆逼迫离婚，正处在极其郁闷状态。老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约他晚上去喝酒，我的朋友来美国已经很久，很美国地说：那谁付钱？老李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反正我们就去喝酒了！
夜夜做贼不富，天天待客不穷（2）
这杯酒，也喝出我一生难忘的记忆：因为喝到最后，当账单递上来时，这帮人居然一个也不表态，生生地看着我这个刚刚来美国的客人替他们出血买单！
我当时显然没有假装抢着付账。但账单来了，老李不接手，朋友不下手，而我在那里，左手掐右手，虽然掐疼了手，但那个美国酒保把账单杵在大家眼前，死活不缩手，你说我怎么能够不出手？
那次我付了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大概也就是10美元上下，但这肯定是我一生出血量最大的一次被宰——出血量大，不在于金额，而在于名额，我刚到美国两三天，这样的账单，怎么也不该派到我穷人家来付这笔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和总财产五分之一的巨款啊！
但我还是付了。几天前，我把这个故事翻出来告诉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时，他们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感到义愤填膺，说这样的人不是朋友。朋友还是朋友，我写出来这样的故事，显然不是为了追回我那失去的几美元（如果朋友给我，我也要！），但我在追思一个东西：
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为什么有人“成功”了也不幸福，有人很幸福尽管看上去也许不甚“成功”？
我写这篇文字，也不想批评别人对于金钱的态度，而主要是自恋我自己对于金钱的美好心态：我爱你，小平！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有钱时我是慷慨的，但没钱时，我也同样慷慨。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事，而不是他的财富量。
就刚到美国几十小时内发生的这两次付出来说：第一次我是为了荣誉，第二次我是为了友情。荣誉和友情，实在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刚到美国，身上只有50美元，月收入只有10美元”的典型环境中发生的这两次典型行为，毫无疑问，反映了我身上最引为骄傲、我也最看重的一种品格。我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小平您好！小平您好！小平您好！……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让我再讲一个令我很崇拜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来自江西农村，通过个人努力，变得非常成功富有。每次一起喝茶吃饭聚会，都是他抢着付帐。我说我来，他说他来。每次争夺过程中，他都要说一句话，几乎成了他的仪式。
他说：“徐老师，我来我来，小时我妈常常跟我说‘天天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我来我来，不必客气……”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难怪她的儿子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变得如此成功富有呢！
我要天天请她吃饭——反正根据她的说法，“天天待客不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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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儿子空中惊魂
坐到今天的飞机，已经没有太多的飞行恐惧症。但每次飞机升空时，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不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博客谁来写？有那么多迷人的文字还没有发，还有那么多人生的责任还没有尽……
1998年前后，小儿子Adam才6岁。我送他去加拿大他的哥哥和母亲那里。由于奋斗艰难、经济拮据的原因，小儿子Adam曾经在国内单独和我生活过三四年，父子培养出了难分难舍的战斗情感。一个弱小的生命，他所有的温饱安危、喜怒哀乐完全都寄托在你身上，那种至高无上的责任感，不为人父母者，无法体验。
说什么为人类解放而奋斗才算伟大理想，那是扯淡。那些为子女尽到了爱心的父母，都是真正的伟人。理想主义固然神圣，但千万不要忘记了眼前的责任！卢梭虽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把几个孩子遗弃在孤儿院的行为，总是人类文明的污点。
至于我，宁可做一个好父亲，不愿成为卢梭。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虽然我离卢梭最近的时候，也就是吃梭子蟹的时候。当然，如果“好父亲”和“卢梭”能够兼得，我也愿意做一个卢梭门下走狗，为社会公正和教育事业，啃两根力所能啃的骨头……
我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虽然心里对生命充满了虔诚和感恩。我最真诚祈祷上帝的时候，一般都是为了孩子们，希望冥冥中有个什么力量能给他们终极保护。这也是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够体验的一种信仰。
话说那次我和Adam的飞机飞到半途，突然剧烈颠簸起来。漆黑的太平洋上空，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真给你一种人世茫茫、生命无助的恐惧感。但这次的飞行恐惧和其他时候不一样：我身边还有我的命根子Adam。爸爸我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紧，我已经活了四十来岁了，可Adam才六岁，虽然他已经到过了长城、吃过了北京烤鸭，但离品尝爱情幸福的日子，还要再等十几年呢！
飞机还在颠簸，而且越颠越激烈。虽然飞机颠簸如同汽车颠簸完全是一回事，但几乎所有人都更怕飞机颠簸。一时间我心乱如麻，失去方寸，恨不得按紧急按钮叫飞机停下来，“让列宁同志和Adam先生先走！”
飞机在颠簸，我的心在揪紧，恐惧感弥漫我全身。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把Adam搂在怀里。
Adam正在熟睡，他顺势倒在我身上，美丽的脸蛋枕在我的大腿上，我正好能够俯视他。甜蜜睡着的Adam，此刻也许正在梦见哥哥和妈妈，梦见中国和加拿大，梦见麦当劳和游戏机，全然不知爸爸此刻的慌乱恐惧。
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吻了他一下。奇迹出现了——忽然之间我心中什么恐惧也没有了，世界在我心里，立即变得可有可无！
啊，就在俯身吻我儿子的时候，我看见上帝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
任你飞机怎么颠簸、任你把飞机和人颠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和我生命中的最爱在一起啊……
我必须说清楚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否则就不真实，就不令人信服：飞行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但在我抱着Adam的那一瞬间，我对“死亡”的惧怕突然间像太阳照过的阴影，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我是和Adam在一起——即使飞机出事（上帝不让），我会和孩子一起进入天堂，我来世的生命，就不会有天堂里的眼泪，而只会充满天堂里的笑声。
抱着Adam，我轻轻地笑了。飞机还在颠簸，但此时此刻，它变成我抱着儿子入睡的摇篮曲，摇啊摇，摇到温哥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次飞行，是我人生感悟最深切的一次。父爱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爱。为子女而死、而活、而斗争、而拼命、而卖苦力、卖血、卖身的父母之爱，是人类最基本的责任心和爱心的出发原点。
Adam不是我的上帝，有时候我也会对他咆哮，我敢对上帝这样吗？但抱着Adam，我抱住的是通过他弱小的生命来向我宣示活着意义的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以及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价值目标。
就是在这个感悟上帝的瞬间，决定了我人生的信念和走向：为了我的孩子和天下的孩子，努力工作。在儿子和卢梭之间，我选择儿子；假如卢梭和儿子可以兼得，我也愿做卢梭门下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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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1）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的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但这个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去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唯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
人民币外汇券是80年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比例大概是人民币的15倍，换言之，那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的，不止一万人民币，而是一万五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什么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么……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当时我在国外，已经“有地儿住”了，但我依然为那被歌声唤醒的过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愤！……原来那块红布的作用，是让人忘记没地儿住，而且还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国前，那一块红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让我浑浑噩噩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