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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6）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最好的txt下载网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7）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