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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注意（3）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如何断句，若此话真的还跟“熊”这种动物有一丝半缕的关联的话，全中国各省各城市，只有东三省的车主在常识和逻辑上才有权使用“熊出没注意”。历史上，东北的确是一个“熊出没”并应该“注意”的地区。我个人认为，上世纪60年代的国产故事影片《 锦上添花 》之所以是一部很好笑的喜剧片，主要是因为其中那一个“熊出没注意”或“熊出，没注意”的场景。
韩非扮演的铁路业余学校的青年教员段志高，怀着满腔热情奔向他新的工作岗位——小桥车站去学习、锻炼。这位知识青年的到来在小站引起了一些波澜。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因而在工作中闯了不少出于“好心之过”而惹出的小祸。其中喜剧效果最为震撼的一次，是说他在小木屋里谱写搬运木材的劳动号子时，由于沉浸于创作，“没注意”一头悄然闯入室内的“黑瞎子”，反而把大狗熊搭到他肩头的毛茸茸的爪子当成暗恋对象铁英姑娘的玉手（ 果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铁姑娘”啊 ）。
《 锦上添花 》的故事和外景，应该都在东北，而且，包括韩非在内的男女主、配角，好像也大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口音。
回到对于“熊出没注意”的网络讨论上来。除了“骂人话”和“俏皮话”之外，比较有想象力的解释尚有以下两种：
一、无非就是告诉别人车主比较厉害，小心点，离车远点。
二、这是一句黑话，相当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系出自《 智取威虎山 》里的一句东北土匪黑话，但这个解释不仅支持了“熊出没注意”的“东北方言说”，而且还有可能建设性、开创性地发展了齐美尔和布希亚的流行理论：所谓时髦，所谓流行，一旦落到修辞的层面，就一概属于一种力图将自己（ 或小团体 ）与他人（ 或大众 ）区分开来的“黑话”——当然，就汽车贴纸的流行用语而言，最能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一黑话语境实现天衣无缝之接轨的，一定是“磨合”。
在本文开始时我曾经表明，“熊出没注意”虽然让我生气，但这种气愤显然只局限于因认知困扰而导致的“与车主理论一番”及其冲动，事实上，“熊出没注意”所造成的并不局限于情境或语义上的认知困扰，严重的还会给某些受众带来精神性创伤。
有抗日青年在网上发帖，标题就是《 “撕下你贴的‘熊出没注意’！” 》帖子说：“这是每次我见到朋友的车上贴了此标志必说的！除非是你很明白它的含义，并很愿意贴。对不起，除非你是日本人，或者非常酷爱日本北海道，热爱日本文化，否则我从内心里鄙视你！我是确实不明白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乃至在西藏、新疆，你贴个日本北海道地区特有的警示标志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日本鬼子是不会在自己的车上贴‘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或者贴个什么‘限高3米’，如果他们愿意，我会设计个‘八路军武工队’让他们贴上！”
一条抢坐了沙发的跟帖说：“‘日本鬼子出没注意’也可以做成和那个狗熊出来注意一样的效果，黄底黑字，我估计贴的人也不会少。”
我的觉悟还没有到达这种“看熊不是熊”的境界。我能做的，唯通过文字的消解作用来达到为自己解气的目的。不再生气以后，再遭遇“熊出没注意”时，我已明显地不太注意了，或者，依然注意，但只是平心静气地瞎捉摸，特别是堵车或等红绿灯无事可做时。我开始发现，“熊出没注意”所制造的错觉和现实虽然极度弱智，但也有认识作用，至少是在文字游戏的弱智层面，以下就是我平时瞎琢磨的主要成果：
第一，凡前车的车尾有“熊出没注意”者，其车头处就多半会有刀螂；
第二，按照保罗·福赛在《 格调 》一书中所做的研判，在车上张贴各种文字标识，乃美国中产阶层独有的“受地位焦虑症驱使”的行为，美国后车窗上常见的标贴是：“我宁愿去航海”、“我为小动物踩刹车”。而“贫民阶层喜欢装点他们的汽车，不仅有仿豹皮的家具装饰品，还有在前后窗上荡来荡去的玩具骰子”。
事实上，我无法根据美国的标准来判断中国车主的阶级属性，不过，就非出厂设置的汽车图文标识而言，“熊出没注意”显然与“我宁愿去航海”和“我为小动物踩刹车”在精神气质上最为近似。至少，他们和“我为小动物踩刹车”的美国车主一样，政治立场上属于动物保护主义者，广义的环保分子 —— 虽然环保分子最为抵制的就是大排量SUV。不过，中国的“熊出没注意”如果想要把他们对动物的爱心表达得更妥帖、更加本土化一些，是否可以考虑应中国的国情，把“熊出没注意”实事求是地改写为“熊胆出没注意”或“熊掌出没注意”呢？
第三，如果你既非野外生存爱好者也不奉行动物保护主义，你只是一个平庸到需要“负全责”但是又不甘平庸、以至于非在车上贴点什么来表达个性的机动车主，为己为人，建议你把熊留住，易一字，做“人出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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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别人的母亲（1）
据英国《 观察家 》杂志指出，就“上瘾”行为而言，抽烟、喝酒、吸毒、赌博、购物等等，都已out了，生活方式变化和压力指数上升所催生的新潮品种，已扩展到上网、吃药、整容甚至发短信上瘾。
总之，事态看起来十分严重，有报道说，去年5月，各国专家聚集新加坡，针对上述新瘾症的症状及出现原因召开了首届亚太戒瘾研讨会。
如果把“上瘾”简要描述为“严重地依赖或者迷恋一种事物，往往是心理不健全或者不健康的表现”，那么，不排除开会也是一种瘾，在某种意义上，它跟上述“新瘾”系列里的“发短信上瘾”十分相似。
《 观察家 》以25岁的伦敦女招待塔玛拉·克瑞里为例，说她不爱通电话，只爱发短信。平均每天要发短信175条，否则无法自遣。走着、坐着、躺着、路上、工作中、如厕时，都在狂发不止。唯一不发的那一刻是淋浴时。写短信也不用看屏幕，两分钟即刷满三屏。练就了“电子一指禅”的塔玛拉坚定地认为：发短信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
更为变态的是，只要离开自己的手机须臾，塔玛拉就觉得不舒服。她不仅把手机称做“我的宝贝”，而且把手机插在乳罩里边，紧贴着肌肤，随时感应短信发来的声音和振动。用广东话讲，这不仅上瘾，而且还“上了身”。
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报告称发现“短信上瘾症”。临床上的描述大致是：“强迫症的一种，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总会产生短信出现的期待，如果到时没有出现，就感觉规律被打破，产生焦虑、不适应的情绪。”一句话，“全部生活都在一只手上”，是一种病，得治。
不过，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个人对此的看法相当悲观：其一，出于人性。和抽烟、喝酒以及吃药、整容一样，食色性也之外，传播也是人类的天性。短信上瘾，流氓成性，都不好办。其二，中国专家对防治短信成瘾提出的建议是：“控制短信聊天时间，正确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多参加集体活动。”
这话，听着特耳熟，跟“新婚必读”里防治性亢奋的对策差不多。
我个人对戒除“发短信上瘾”的前景之所以如此悲观，其二还出自于我在母亲节这一天亲身经历的“短信生活”。
公元2005年5月8日，“五一”长假刚过，母亲节追尾而至。我爱我妈，但她不在广州，遂打了个电话，致以亲切问候；我也爱我妈妈的妈，但她老人家不仅不在广州，而且也不在人世，阴阳相隔，手机座机小灵通全都联络不上，更发不了短信——很显然，元旦、春节、情人节、圣诞节的短信骚扰尽管惹不起，但是母亲节还是躲得起的，因为基本不关我的事，总不能愣充我的儿子或闺女，在短信里喊我一声娘亲吧。
本以为可以清静一天，不料中午睡醒后一开手机，向我祝贺母亲节快乐的短信便如潮水般涌来，其中频率最高是以下这两条：
其一，“今天是母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妈妈，祝她幸福、平安！更感谢她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其二，“昨天遇到天使在淋雨，我便把雨伞借给了她，今天她问我是要荣华还是富贵，我说什么都不要，只要现在看短信的人的妈妈今天节日快乐，永远健康！”
说实话，阅读上述短信的时候，我的拇指发抖，鼻子发酸，顶上发指，几乎感动到想哭，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发信人的一片苦心。首先，今天和一年中的其余364天一样，他们实在是忍不住想用自己的手机向另一些手机发出一个问候短信；其次，他们是那么真诚、那么难以自控地想问候我一声，然而在母亲节这个苦于找不到给我发短信的任何理由的特殊日子里，仍然能挖空心思，煞费苦心，拐弯抹角地发出了那么一条。有条件要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发。
问候别人的母亲（2）
所以，借此机会，我要由衷地感谢所有在母亲节这天给我发来短信的有心人（ 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曾见过她老人家一面 ），同时，更要特别感谢那些移动电话内容提供商（ SP ）们以及它们的那些不知名的短信写手（ 尽管他们中的所有人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当然，在此也一并问候他们所有人的母亲。
依依不舍地逐条删除“母亲节短信”时，我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