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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浙赣风雨鄂西路（3）
6月3日，日军下达了向衢州全线进攻的命令，74军在大路口、大滩、黄坛口一线的阵地炮火连天。一大早，敌集结三千余人攻击58师在衢州以南六亩尖、石宝街的阵地，遭到痛击后，第二天又出动三千余人，附炮十二门，继续向58师的大毛坪、红头背山进攻，中午时分还从黄坛口迂回58师的阵地，试图从南面突破防线，张灵甫及时把预备队172团拉到石室，粉碎了日军迂回侧击的企图，傍晚再击退另一股日军两千余对凹石岗、雷公殿山地猛扑。
长沙三次会战前，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
74军与友军一起在衢州东南奋勇阻击日军西进，第三战区见敌人开始围攻衢州，我军以衢州城为核心吸引敌人的计划基本落实，认为预定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就在日军总攻的同时，顾祝同于6月3日下令战区两大集团军攻势转移，准备次日与敌人决战，74军的任务是由大洲镇及其以西地区转移攻势，压迫敌人于衢江南岸歼灭之。就在各部队蓄势待发之际，蒋介石却又改了主意，他当晚发来急电，命令顾祝同放弃衢州，各部就近转入山区隐蔽待机，不与敌人决战。
统帅部迭次命令三战区放弃预定决战计划，这在以往引起过不少负面的评论，多指蒋介石主观上只图保存实力，消极避战。不可否认，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确报有坐等观望的心态，但是在此次战役之初，他核准的作战方针和方案还是打算进行决战的，之所以变更为避战，主要原因还在于日军在东西两线先后共出动了八十七个步兵大队进攻浙赣，其中浙江方面有五十八个大队共计四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其实力之雄厚出乎国军统帅部的预料，根据战局的发展，统帅部进而判断，日军主要是为摧毁丽水、玉山、衢州等地的机场而来，应属于“短促突击”式的有限度进攻，依据近年的战役经验，日军不大可能把机动兵力长期陷在这里作占领军，不久应会自动退兵。基于这样的判断，蒋介石决定避免主力部队作不必要的牺牲，避敌锐气，意图积蓄实力伺机再战，从策略上说，也有打不赢就走的“敌进我退”的考虑。
第三战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变更了部署，决定由第86军留下一部在衢州坚持吸引敌人，掩护战区主力向铁路南北两侧山地转移，等待时机再对敌人进行沿途截击。
接到撤退命令的前一天，6月5日，张灵甫指挥58师还在衢州以南的红头背山、黃坛口坚守阵地，阻击日军第22师团86联队的进攻，白天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负责守卫阵地的58师172团多次与突破阵地的日军肉搏拼刺，张灵甫再增派173团上阵，终于在黄昏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
好不容易稳住了阵地，张灵甫正琢磨着第二天的阵势，上峰却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作战将近一周，还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就半途而废，这让习惯打硬仗的张灵甫实在不痛快。尽管觉得仗打得窝囊，命令还是得执行，为了及时脱离阵地，张灵甫先下手为强，他指挥58师以攻为守，在坑口主动向当面日军发起有力反冲击，乘敌人顿挫后退之机，将部队安然从敌前撤了下来。
6月6日，74军奉命向衢州西南的江山转移，周围的中国军队也都不战而退，交替掩护着就近转入铁路线沿途的山区，与日军捉起了迷藏。在之后的6月至8月两个月期间，74军先西撤江山，继而再南撤峡石以西至江西的广丰、上饶地区的山地，归属第32集团军。由于统帅部的指导方针是避免决战损耗，保存野战军主力，浙赣战役的各参战部队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74军隐入闽浙赣边界的山区之后，也一样没有突出的表现机会，多为零敲碎打的战斗，对打通浙赣线的日军进行游击袭扰和消耗，这期间唯有与日军在江西广丰以南棋盘山、五峰山的战斗规模比较大，也有所斩获。整个浙赣战役期间，74军自身伤亡约四千人，这是74军，也是张灵甫本人所参加的历次抗日会战中，最乏善可陈的一次。
第八节浙赣风雨鄂西路（4）
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此次作战目的的判断还是不错的，第三战区弃守衢州后，浙江与江西的日军东西对进打通了浙贛线，但是对山区的进剿却无法捕捉到第三战区的主力，反而在我军不时局部反攻下遭受损失，兵困马乏的日军只得无功而返。鉴于破坏我方机场的目的已经达到，为避免在山区陷入泥沼，浙赣两地的日军在8月开始东西向背道而驰，分别向金华、兰溪和抚河西岸及南浔线陆续回撤。国民党军方面一直在等待日军主动撤退，可是对敌人的回撤时机却把握不准，8月初，在日军有迹象开始回撤的同时，统帅部却把最精锐的74军从赣东山区转调福建北部的浦城一带，这使得第三战区追击日军的实力和意志打了折扣，也影响了战果的扩大。留下的部队在敌人退出后，相继尾随收复浙赣地区的大部分失地，除日军占据金兰一隅为其前进基地外，中日双方的军队又基本恢复到战前的势态。战役结束之后，74军也从福建经在江西短暂停留后，回到了阔别三个多月的湖南衡山。
三
一年过后，1943年5月中旬，雨季再度来临，又是大雨滂沱、山洪袭卷，暴风雨中，74军从湖南衡山出动，开往宁乡，继而向桃源、常德集结。此时，鄂西会战的后半期作战已经打了有半个月，第六战区节节败退，74军是奉蒋介石的亲自电令前往鄂西救急的。
日军在1940年5月已经占领了湖北的宜昌，可是在长江、汉水之间湖泊纵横的广袤平原泽国，依然活跃着中国第五、第六战区部队的身影，他们不时对武汉至宜昌地区的长江航道进行破袭，并且控制着宜昌到岳阳一带的水域，使得日军三年来不得畅通利用这里的水路运输将劫掠的物资运往各地，这令盘踞在此的日军第11军如鲠在喉。第11军在一年之前就打算采取军事行动，只是由于浙赣会战的爆发而搁置了下来，当年12月下旬，新上任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前来接替因飞机失事而丧命的前任冢田攻，他一来就决定要打上一仗，振奋因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而消沉下去的士气，他指示部下抓紧准备参谋作业，积极搜集情报，并定在中国人过农历新年期间先进行“江北作战”。日军的江北攻势自1943年2月中旬发起，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首先拔除了突入其占领区，在汉口、岳州、沙市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活动的我128师王劲哉部的根据地，之后在3月8日展开渡江作战，以一部兵力渡过长江占领沙市南岸和石首、华容、弥陀寺地区。第六战区组织部队对渡江的敌人进行了反击，但是战区的反攻意愿并不坚决，结果让为数不多的日军滞留江南筑起了滩头阵地，这给下一阶段鄂西会战的江南战斗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有了江南的前进阵地作为依托，日军得以利用桥头堡轻松运兵过江，一个月后，横山勇在长江两岸集结重兵，发动“江南作战”。这一阶段会战打得最凶的数在宜昌以西进行的石牌战役，该战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一称呼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石牌的守军，尤其是第18军的胡琏第11师成功守住了石牌要塞，为第六战区达成“巩固陪都之目的”立下大功，从而粉碎了日军叩开川东门户攻略我四川大后方的企图。
74军向鄂西增援的时候，第六战区江防守军在石牌与敌人鏖战正急，关键时刻，军委会再次动用它的战略预备队，使出74军这把牛刀插入第六战区。兼任战区司令官的陈诚在当年2月调任远征军司令官，正在云南策划滇西作战计划，由于鄂西战况吃紧，5月19日他自云南赶回湖北恩施，与代司令官孙连仲一起指挥鄂西会战。5月24日，74军推进到了湖南桃源，陈诚命王耀武除留下57师守卫常德外，74军继续北开进至湘鄂边界的太浮山、石门附近集结待命，51师和58师于28日到达了石门。5月底，战区原打算待74军等主力赶到之后，与清江两岸的守军一起对日军展开南北夹击，可是日军因攻石牌不克开始了回撤，战区当即下达追击令。
与浙赣会战后期窝在大山里壮志难酬不同，74军在鄂西会战的追击阶段终于有机会一展主力攻击军的雄风。6月2日，74军奉陈诚之命立即北进加入追击战斗。
第八节浙赣风雨鄂西路（5）
王耀武找来张灵甫和周志道两位师长布置作战任务。几年来，王耀武对部下各人的作战特长了如指掌，对下属三个师的使用也逐渐形成既定的模式，51师是他的起家老底子，多留为预备队随军部行动；57师以防御战见长，多用于固守要点；而58师属于全攻全守型，又有一位企图心强作战不图保存实力的师长，所以每每充当全军的尖刀。这一次王耀武依然派张灵甫为攻击前锋，周志道紧随其后。
58师很快逐灭了湘西北的王家厂、暖水街一带的小股日军警戒部队，继而出湖南与51师一起向公安、松滋长驱直入。公安和松滋均位于湖北境内的长江南岸，两地在5月16日和18日先后被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占领。当日军后撤遭到追击，部分已经渡过长江的部队又奉命返回南岸对追击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以解救滞留南岸被包围的后卫及收容部队，仍在公安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也向西驰援。6月6日拂晓，该旅团进至松滋以南，在磨盘洲西南约十公里的裴李桥附近与51师遭遇，51师152团与敌浴血奋战，伤亡数百。接到王耀武的增援命令，张灵甫立即调174团向松滋方向出击，猛插敌人的侧翼，该团前锋第3营迎着敌人猛烈的拦截炮火冲杀，在营长牺牲的情况下依然向日军阵地英勇突进。张灵甫与周志道几年来在战术和战斗配合上已经相当默契，两人指挥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