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面对日本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侵略蚕食活动，国民政府一直步步退让，以期日本能够好自为知，并希望博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处境的同情和支持，出手制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肆无忌惮的暴露，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也令蒋介石和政府大员们感到其统治地位已危如累卵。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何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的许多要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被逼到几乎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国府方面开始着手与*进行秘密接触，双方的代表邓文仪和潘汉年已经在莫斯科初步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行性。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依然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始终是心腹大患。因此，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围剿红军，如果能够先将之剿灭，达到“安内”的目的，则一劳永逸，退一步也可以借军事压力在谈判桌上换取更多的筹码。西安事变则在此关键时刻，催化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最终促成了国共双方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虽以和平解决告一段落，其间的过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事件爆发之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欲进攻西安，以武力解决事端，但遭到了以宋美龄为代表一派的反对，后者竭力主张和平谈判，不以军事压迫张扬而陷蒋于不测，及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但在此之前，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曾经调遣军队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的部队已经出发行动。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驻扎在陕西的生力军，在其新任师长的率领下，受命出子午谷直逼汉中“勤王”，因中途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该师随即在汉中驻防。这个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的名字，叫王耀武。
王耀武早年也是第1师出身，有人说张灵甫认识王耀武，就是因为两人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张灵甫当连长的时候，王耀武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又一说是王耀武任第5团中校团附的时候，张灵甫在他手下当营长。这两种说法事出有因，但都不甚准确。
张灵甫与王耀武的确在第1师的同一个旅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伐结束之后的整军缩编时期。张灵甫从第21师调到第1师第2旅的时候，他在第6团担任第9连连长，王耀武则在同一个旅担任第5团第3营营长，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团，不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在台湾官方编撰的张灵甫传略中，张灵甫后来也没有在王耀武的第5团担任营长的记录。不过张连长与隔壁团的王营长因互仰大名而结识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他们同在一个旅的时间也就几个月，两人此时建立深交的机会应该不多。1929年蒋桂之战后，张灵甫在独12旅成立时就被调往该旅任职，待该旅1930年11月调归第1师建制师时，王耀武已经离开了第1师另有高就了。
不管怎么说，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前缘，好歹也算是故交。这个时候张灵甫想起王耀武驻扎汉中，他的第51师又恰好在扩编招人，既然胡宗南不出声，他张灵甫也不能就在家傻等着在第1军这一棵树上吊死，他干脆修书一封，请王耀武拉兄弟一把。据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在张灵甫后半生的军旅生涯中，王耀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灵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飞黄腾达，就是自加入王耀武的麾下而始，而他藉以起家的第74军，更是王耀武的心血结晶。当然，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步步高升，主要还是凭借他自己打仗肯动脑子肯用命而不断积累的战功，而王耀武这位伯乐对他的赏识和提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王耀武是对张灵甫有知遇之恩的长官，他是张灵甫军事传奇的推手。在叙述张灵甫的后续发展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王耀武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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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张灵甫与王耀武（2）
1904年，山东省泰安县夏张乡山王庄的农民王进增添了个儿子，取名王耀武，字佐民，在家排行第二。王进增的家产只有四亩山田，却要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很不幸，王进增在王耀武幼年时即去世，全家靠王母一人支撑。与张灵甫相比，王耀武幼年时代的家境要穷得多了，但是王母仍然设法让孩子上私塾读书认字。
一个只有私塾学历的农村少年，在出路上没什么选择余地，除了当农民，不外乎找机会外出打工。1921年春，王耀武经亲戚介绍到天津北*饼干公司当一名学徒，两年后他调往上海的分公司做店员。店员工作整天对顾客赔笑点头哈腰，天长日久，王耀武觉得既没前途又无趣，不过这也养成了他颇具亲和力的圆滑性格。王耀武那时也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明白自己想要有一番作为，在学业上必须有所提升，所以他白天看店，晚上上夜校补习。后来黄埔军校招生，王耀武在亲戚和少东家的帮助下，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王耀武在军中的经历与张灵甫差不多，他毕业之后也下了部队从排长做起。北伐结束时，王耀武已经挂上了少校的军衔，在第1师任第2旅第5团第3营营长，不久之后升任第5团中校团附。
1930年，王耀武在刘峙的推荐下调离第1师，升任独立第14旅第1团团长，这是一支在南昌新组建的部队。
王耀武在团长阶段打出了名气，1932年在与红军作战的宜黄战役中，王耀武因死守有功，战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赏识，次年被调往江西抚州，升任原由保定编练处三个新兵团组建的补充第1旅旅长，该旅原临时归顾祝同指挥，王耀武因此得以与顾祝同建立了良好个人的关系。张灵甫后来在第74军的同事李天霞、邱维达和周志道，这时都已经在王耀武的补1旅任职，李天霞是第3团团长，邱维达是参谋主任，周志道是第2团团长。
1934年秋冬，红军北上先遣队抵近浙赣交界地区，时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俞济时向南昌行营求救，要求派部队进剿，王耀武的补1旅遂派归俞济时指挥，参加了对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围剿，为重创红10军团立下大功，他的双手也因此沾满了红军官兵的鲜血。在此役中，早期红军领导人红10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9师师长寻淮洲战死，红21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遭杀害，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与红10军团总指挥刘畴西也被俞济时的浙江保安纵队俘虏后杀害。说起来，刘畴西还是俞济时黄埔一期的同学，但是俞济时对这位担任红军将领的同学斩尽杀绝毫不留情。当年侥幸突围出来的数百名红军干部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创建了浙南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其中就有之前担任红10军及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十四年后，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轮回，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粟裕麾下华东野战军高喊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一举攻克了山东首府济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则在出逃途中被民兵抓获，成了战犯。
王耀武的治军特色与张灵甫十分相似，他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纪律的部下不予姑息。在后来的74军时期，早期追随王耀武多年的第51师301团团长吴克定在南京战役中畏缩不前，就被王耀武革职，在湖南桃源的时候，第57师169团团长李毅民允许士兵抓了一些战后无主乱跑的鸡鸭打牙祭，也被王耀武革职，并且通令全军。所以74军上下军纪整肃，不像其他一些国军部队那样胡作非为。曾经在王耀武身边担任74军副官处副处长的刘操说：“无论平战两时，全军官兵接受任务都不敢马虎，不存侥幸之心，努力完成。纪律方面严肃认真，上下遵守，不敢违犯。”刘操《王耀武的几件事》（《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年11月 ）
在个性上，王耀武与张灵甫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个人都很有一些国民党王牌将领的气质：骄傲自信，豪爽直率，固执倔强，争强好胜，而且难得的是，两个人的私生活都称得上严谨。不过，王耀武有两个特点却是张灵甫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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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张灵甫与王耀武（3）
张灵甫是个比较纯粹的军人，精于作战却不大会处世，他讲话直言不讳，得罪人而不自知，不喜官场应酬交际，也不太懂得敛财，连自己的私蓄都不善打理，丢给亲信下属代管了事，口袋里有几个钱，大部分都被他花在所爱好的古玩字画上，他的收藏中还真有些上品，比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画等国宝级精品。但是他对投资经商置产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
王耀武则大不相同。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做生意是出了名的长袖善舞，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王耀武就开辟第二职业做起了熟悉的饼干生意，他托友人掛名在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此后财源滚滚，在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开设了分厂。抗战时期，他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派人投机倒把，低进高出做各种日用品买卖，大发利市。所以王耀武的个人经济基础远比张灵甫雄厚，抗战胜利后两人在南京见面，张灵甫还毫不客气地向王耀武打秋风借钱，惹得王耀武笑话他：“灵甫啊，都是做军长的人了，自己总该有点基础了吧！”
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无论有用没用，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