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盍私庹娇龅牡�1师参谋长于达，五十多年后在台湾受访时居然还坚信独立旅在广元战役中击毙了蔡申熙，而实际指挥作战的旅长丁德隆则认为他击毙了陈昌浩与“董麻花”两名红军“师长”。蔡申熙是*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兼红25军军长，早在1932年10月9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河口镇作战中阵亡，与广元战役相差足有三年。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而非师长，并且根本没有阵亡，董麻花则无其人。当红四方面军遭到损失而撤退时，独立旅误判红四方面军将要再攻广元，所以严加戒备，而一旁被打怕了的川军也无意乘胜追击。国民党军对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状况一头雾水，只要红军退入根据地，就无从取得确实的相关情报。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军这种对共方情报既聋又瞎的状况在各个战场上屡见不鲜，成了最终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广元之战后，红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徐向前著手在岷江流域成立川西北根据地，准备将根据地设在松潘、茂县和理番（今理县）一带原本由四川军阀邓锡侯盘据的地方，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完成历史性的会师。
蒋介石察觉到两股红军即将汇合的趋势，命令第1师全军入川追击。1935年3月3日，蒋介石让胡宗南以西北追剿纵队名义统一指挥第1师、第49师、第60师、补充第2旅与独立第32旅，尾追红军的踪迹，向松潘高原进发。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红军已经被压迫到川西北的蛮荒高原，他判断西渡嘉陵江的红军不会再尝试从广元进入陕南，决定让胡宗南布置一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松潘高原上。
。。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4）
虽然蒋介石另调了两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使得胡宗南的总兵力高达廿四个团，但是胡宗南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指挥机构，松潘高原作战使得胡宗南原形毕露，他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师长，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则力不能逮，他十五年之后的彻底失败，在松潘之战中已可见端倪。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但是，与胡宗南已有交手经验的张国焘却主张回避胡宗南的主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红军在懋功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战机贻误，致使胡宗南的重兵控制了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已难以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 。
读过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壮举印象深刻。而对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前后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的境遇，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对此时封锁松潘高原企图守株待兔的胡宗南大军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
为了追剿红军，张灵甫也不得不爬上了雪山。这一次，张灵甫的战场转到了侯君集、松赞干布、年羹尧等历史上著名将帅曾经叱吒纵横的古战场松潘高原。
自从秦朝建置湔氐县之后，松潘地区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汉族与羌、蕃等少数民族长期争夺的战场。清顺治九年松潘卫内附，清廷在松潘部署了防务。五十年后，这片高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前后相连十余年的兵祸，使松潘成为清初最多事的军事重地。
松潘高原风景壮丽雄伟，但是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适应松潘高原上的恶劣气候。这是一个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大高原，最低处的海拔也有一千多公尺，高原上群峰绵延，山陵积雪终年不化，长年严寒，一年间的封冻期长达五个月，大部分地区全年之中并没有显著的无霜期，气温最低可以低达摄氏零下二十度。
恶劣的气候、复杂难行的地形与极度匮乏的粮食，都是兵家大忌，要在松潘高原上部署大军封锁线就意味着天价的成本。
既然红军已经渡过嘉陵江，第1师独立旅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广元地区驻防。张灵甫奉命率部向西面的平武进击，部队出广元走的是昔日三国魏将邓艾袭蜀的故道，经剑阁暗渡阴平，正是唐代诗人李白慨叹的“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即使无需像邓艾一样“束马悬车裹毡推转而下”，在艰危的古蜀道上行军，部队仍被搞得人困马乏，苦不堪言。虽说“踏遍剑门蜀道，胜读半部三国”，对三国历史如数家珍的张灵甫，此时骑在战马上，却是没有半点游历三国故地的雅兴。
他的手里捏着一封急电：碧口告急！
碧口是白龙江在川陇边区切割出来的一个狭长河谷，白龙江由碧口向东，到广元汇入嘉陵江。天然形势与舟楫之利使碧口成为摩天岭侧川陇交通的重镇，往南则是通往青川的山路，商旅由碧口出发，可以经青川转往江油、成都。但是碧口只是一个山区小镇，腹地不足，平时粮食不能自给，需由外地采购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5）
1935年4月初，红30军第89师与红31军第93师第279团兵分三路向碧口袭来。当时驻防碧口的只有一个由西北补充旅副旅长刘鸿勋率领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碧口郊区出现红军的消息传来，城内军民惊恐万状，商旅们争相将财产货物装船，准备逃难。就在碧口乱作一团的时候，张灵甫团及时赶到，独立旅曾经在碧口驻防一年有余，他的出现对商民们起到了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独立旅大部队随后全部抵达碧口，紧接着，胡宗南准备入川的大军也开始在碧口集中。面对云集的国民党大军，碧口当面的红军寡不敌众，主动撤退。蒋介石由陇海铁路调来的大军先后由碧口进入了川西北。
胡宗南抵达碧口后，下令独立旅与补2旅由平武向松潘推进。独立旅沿涪江行军，翻越海拔四千五百多米高的小雪山，张灵甫第一次尝到了在雪山高地行军的艰辛。
与张灵甫的部队一同向松潘进发的还有补2旅，该旅的参谋主任李炳藻事后回忆这段高地行军时仍然心有余悸：
“由小雪山东山脚下的姜糖铺到松潘上下约百余（华）里，（上坡60里，下坡40里），早晚不能行走，只有早8时到下午4时可以通过，在上山之前需喝姜糖水暖暖肚子，不然上山遇到风雪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到达姜糖铺也做了一些登山的准备，在登山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风雪，只是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走上几十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若勉强行走；就要头昏呕吐。爬到最高峰时正值中午12时，远望西南方向的大雪山，雪天相接，白茫茫不分天地，日光照耀光华夺目。下山时山坡陡峻，脚不停趾就到了山下。”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
张灵甫领着他的第1团也跋涉在这条艰难的行军道路上。部队离开大本营越走越远，给养接济也随之越来越困难。第1师当初刚回师碧口的时候，一日三餐已经难以维持，能吃上两顿干饭就算不错了，如今行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原雪山上，举目四望，不见村落，更不见炊烟，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于保证，连找个适合设营的地方都十分困难，虽然进入了夏季，终年积雪的高原早晚温差极大，再加上高原缺氧反应，张灵甫与手下的官兵们一样，在饥寒交迫中步履维艰，精疲力竭第1师参谋长于达回忆说：“那里（松潘）的艰苦之情，我是身受的。当参谋长连饭都难以吃饱，第1师初进时每天两顿干饭都支持不了（笔者注：应指在碧口），而今每天是两顿稀饭。事先胡先生也知道松潘粮食困难，一到松潘即展开外交工作，派人从成都送茶砖哈达分别去阿坝、芦花、毛儿盖交涉粮食补给……阿坝地大富庶，胡先人派人去买粮，粮是买到了，却因运输困难而无法运到。我们的粮食一部分是由江油、青川、平武运去的，那里有两个土司，他们买了一百多条牛背了粮食来送我们。江油到松潘的运输不能用挑，都雇人背上去的。这一段路程雇工来往要走十几天，只来运输的工作就要把粮食吃掉一半。打仗皆靠粮食，粮食不足，士气不振……这一仗主要靠补给，我方虽有补给来源，却已饱尝艰苦，而*所占据之地多数是山地，根本不产粮食，又缺乏后勤，他们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于达先生访问记录》 于达口述 张朋圆等访问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 1989年）。
比起其他外来部队，张灵甫的部队适应能力还算是强的，毕竟他们在碧口屯驻过一年多，多少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相比之下，刚刚从北平调来的补2旅就较难适应，至于拨给胡宗南指挥的其他部队，情况就更糟。第49师与第60师是由原来19路军缩编的部队，士兵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这些来自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