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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3。 “两个凡是”出台（6）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4。邓小平复出始末（1）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