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的评价问题。1967年1月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省委的大权，于是，在这之前的黑龙江省委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黑省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易辰到黑龙江走马上任。这时，在省委领导班子里还有人称原省委是“黑省委”，这引起了一些省委领导的不满。于是，黑龙江省委开展了一场关于“红”与“黑”的争论。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实践标准的讨论，才能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
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杨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学习了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几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据《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讨论，与会者已经认识到，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这不仅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因此，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葆青春。
8月23日，杨易辰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至今有些同志没有勇气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是遇到问题就绕着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理论、路线、方针要不要在实践中具体化并受实践的检验，要不要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
他还举例说，过去在黑龙江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对欧阳钦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主持下的原黑龙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因此，他相信，“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94〕
此后，新闻界又连续报道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山东、山西、吉林、西藏、河南、安徽、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讲话和文章。
可是，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采取的态度并不积极。讨论开始后，有人就向市委建议，上海应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但遭到拒绝。理由非常简单，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的文章不算数。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宣传部门管好本市的报纸，甚至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但自己不能写。结果，《文汇报》的几篇文章在送审过程中被压了下来。直到9月16日，《文汇报》才发表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在党员干部读书班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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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两个多月里，《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保持了沉默。到了8月，该报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8月8日发表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另一篇是8月21日发表的《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10月13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5天之后，《北京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据说，当时有一个省的领导迟迟没有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于是，有人就贴出一张大字报，还有一张全国地图，把已经明确表态的省、市、自治区在地图上标出来，剩下两个省没有标，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本省。〔95〕
据统计，到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6〕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它难免打上那个时期的一些印记。但是，当时的理论工作者敢于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问题，敢于冲破禁区，这是一种勇气。关于它的作用，研究者和政治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是，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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