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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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尖锐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王洪文这几个人，也曾想解决他们的问题。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泽东还埋怨江青，说他已经是81岁的人了，江青一点“也不体谅”。4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准备让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党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不懂马列”的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江青。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各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江青。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呢！”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劝江青这四个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提醒这几个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再一次表示了不满。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讨论这几个人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12〕
江青有野心，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他早就料到，江青将来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别人只不过是敷衍她而已，在他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可惜，毛泽东逝世前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他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政治局委员都非常清楚。这从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的几次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更坚定了他们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10月1日，华国锋、李先念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考虑到舆论工具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在会场上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所以，华国锋建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李先念表示赞同，他对华国锋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13〕
第二天，叶剑英在同汪东兴谈话时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赞同地说：“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决定“摊牌”了。他说，这几个人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14〕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汪东兴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召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据武建华回忆，他们在讨论方案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把握江青等人的心理。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地想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权抓到手。他曾要李鑫汇报过有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所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事，这将对张春桥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一定会来参加会议；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以前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的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因此，《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通常都在怀仁堂开会研究。这些规定，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清楚；三是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四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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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2）
纪希晨在《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他还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于是，李鑫提出起草以下三个文件：一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是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三是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华国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16〕
第二天，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当天，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叶剑英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还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17〕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一次商谈了行动计划。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表示，他已经向陈锡联和吴德做了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归吴德指挥，负责解决江青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原定于10月10日采取的行动为什么要提前到10月6日？事后，华国锋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做了这样的解释：“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18〕
刘志坚也回忆说：“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让他转告叶帅，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19〕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汪东兴还对四个行动小组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按照当时的部署，四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控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拘押这两个人的地点选择在怀仁堂。但是，这两个人谁先到场，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而且都出自当事人之口。
一种说法是汪东兴的回忆。他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