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出身应与本人表现区别开来，政审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那种不认真审查考生本人的表现，只要看到父母或社会关系中有的人有问题，就一概不予录取，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在报考的青年，大多数在20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71〕
总的来说，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考试，发现了长期被埋没的大批优秀人才，调动了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扬。
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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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1）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还有部分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共20多人。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与会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会议提出要“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与会者揭露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搞乱了文艺界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中国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以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还相当广泛，“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所以，当前“亟须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与会者还批评说，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与现实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作家们表示，当前的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73〕
几天之后，即11月19日，《人民日报》以《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这次座谈会虽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它对清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开始于一次座谈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滔天罪行。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参加了座谈会。
此时，文艺界正式开始了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所以，“我们要抓住‘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三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74〕
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但是，编者按不适当地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而且认为“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2）
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茅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在发言中肯定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所以，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流毒。
茅盾还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对此，他举例说，这17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把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而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