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30所中国名校- 第1部分

序言
公元1088年，在意大利名城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从那时起，大学作为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就一直是无数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而在此后西方世界近千年的文明史中，大学无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传播文明，涤荡蒙昧；她照亮黑暗的时空，将理性的火炬代代相传。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西方各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些著名大学，由于曾涌现出无数的学术巨匠，培育出众多的杰出英才，愈发显露出其独特的高贵气质。比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它们之所以在学子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除了其设备一流、名师荟萃、学科完善、学风优良外，那种历史的积淀也是一般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的时间较晚。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前夕，最早的一批大学才开始建立。这些大学一经产生，就很快在民族复兴和人才培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尽管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却取得了丰硕成果。众所周知，“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民族精英，他们广泛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等领域，即使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杰出人才，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大学培育出来的。如果我们翻开各大名校的名人录，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些著名大学逐渐脱颖而出，进而奠定了其在教育界的独特地位。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从南开大学到复旦大学，无不如此。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要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崎岖道路上，中国的大学无疑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新时期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大学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巨大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大学教育的巨大发展，当代中国的建设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中国才能快速追赶世界的步伐。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直到今天，这仍是高等教育界公认的真知灼见。一所大学，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固然很重要，但那种独特的历史积淀、文化氛围、学术空气以及优良的传统才更能体现它的地位和价值。在当今时代，大学教育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英教育，而是面向更广泛的群体。目前，中国大学的数量已空前增加，有上千所之多。大学对人们来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于渴望进入大学、实现自己梦想的学生及其家长而言，如何选择一所合适的大学、一个合适的专业，始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书精心选编了百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所著名高校，以大量权威、翔实的资料和图片展现了它们过去与现在的辉煌与荣耀。举凡各大名校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师资力量、著名系科、硬件设施、教学特色、综合实力以及发展潜力等，皆在书中有全面且生动的叙述。读者朋友们在近距离感受中国名校特殊魅力的同时，定能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得到启迪和激励。
　　本书最终得以付梓，要感谢许多热心朋友的帮助，特别是姜汉斌、顾青、高琼、张帆、李雨纾、刘畅、杨欣彧、汪俊、贺平、代冰、吴趁伟、赵燕娜等，在百忙之中亲###摄照片并提供给了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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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1）
综合评估
　　名气指数：★★★★★
　　实力指数：★★★★★
　　发展指数：★★★★★
　　历史渊源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多少年来，它被无数学子视为心目中的求学圣地。又有多少人，以能与它发生联系而倍感荣耀。
　　庚子赔款与清华
　　清华大学的历史要从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说起。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腐败的清政府不堪一击，很快就屈膝投降了。1901年，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0是旧历的庚子年，因此条约中的赔款便被称为“庚子赔款”。由于此次赔款本息合计高达亿两白银，使得本就负担沉重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1909年，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维持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美帝国主义宣布减免“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款项，计划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以此吸引中国学生留美；另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办学校、医院及其他所谓的慈善事业。清华大学的创办就是这一计划的直接结果。当然，美国人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方式博得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
　　1909年，美国人把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的赔款退还给中国，条件是要求清政府外交部设立“留美培训学校”，并成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赴美。在最初的两批留美学生中，包括有著名的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王世杰、胡适等人。1911年，一所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诞生了，它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学校当时的校址在清华园，故名。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当时掌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
　　清华学堂初创时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到校作题为《君子》的演讲，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这句话后来被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全校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
　　1913年周诒春担任校长后，开始积极筹备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大学。至1918年间，周诒春主持筹建了一批适应未来大学需要的高标准建筑，即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1925年，曹云祥任校长时，清华增设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学校特别注意延聘名师，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他们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等荟萃于清华，分别培养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的人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国学院于1928年终结，但却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国学专家，其中如姚明达、罗根泽、陈守寔、刘盼遂、刘节、陆侃如、谢国桢、王力、高亨、王静如、徐中舒、姜亮夫、戴家祥、蒋天枢、朱芳圃等，都可谓成就卓著。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1929年秋，又开办了研究院。
　　梅贻琦时代的清华
　　作为清华历史上惟一一位终身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09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清华的第一批学生。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任教。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由于清华学堂（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政出多门，加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清华校长也跟着走马灯似地更换，所以清华的校长不好做是出了名的。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有的甚至没有到任就被学生拒绝。1931年底，时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命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梅贻琦连续执掌清华17年，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
　　关于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著名学者陈岱孙曾经这样说过：“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正是在他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梅贻琦以“通知为本，专识为末”作为指导观念，指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通病是“通识授受不足”，这一思想也成为梅贻琦任校长期间清华大学的一贯办学方针。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培养通才，而不是复制高级匠人，这也许就是清华频出大师级学者的成功之所在。梅贻琦为人谦和、诚笃，外圆内方，谨言慎行，人称“寡言君子”。他虽然不喜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有一名言却知者甚多——“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这一名言现在流传颇广，被称之为“大师论”，其实这也可说是他教育思想的关键一环，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的重要因素。
　　值得钦佩的是，梅贻琦廉洁奉公。他就任校长后，率先放弃校长的特权，住进了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同时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电话费也自己付，甚至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他在母校几十年，面对清华雄厚的资金，却决不苟取分文。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的校长，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一生两袖清风，个人没有什么积蓄，连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抗战期间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校长时，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曾给联大很大支持。有一次当龙云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他未考取联大附中的孩子，梅贻琦竟请教务长潘光旦派老师去辅导龙的孩子，让其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由此可见其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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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2）
抗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