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
艾丰在研究中发现，“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是正确的，我们的偏颇在于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时候，缺少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一分为三”。他发现，研究事物最终性质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而研究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则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直接接触的客观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与左、中、右，规模上的大、中、小，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物体上的固态、液态、气态，物理上的正电（质子）、负电（电子）、不带电（中子），化学上的酸类、碱类、盐类，数学上的正数、负数、零，人称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敌、我、友……都是三态存在。
艾丰后来借用老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个数字，一、二、三、万，他没有省略三，并且说三生万物。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万物，这就错了。”
在搞清“一分为三”的内涵之后，他又为“一分为三”做了两个重要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在辩证法中的定位。他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强调“一分为二”是对的。“一分为三”是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就要强调“一分为三”。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2）
第二个定位：在路线政策中的定位。他认为，改革开放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三”，所以《中介论》的副题就是“改革方法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思维，它只能姓“资”，因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了。但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思维，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三”，它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真正内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务长读了《中介论》之后，主动和艾丰约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中介论》，觉没觉得有政治风险？”艾丰回答道：“有。”“风险在哪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我说改革不是革命；第二条，我提倡公私融化论。”
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3）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