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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元终于找出来了，账本一分钱都不差。部务会议的成员又审查了一遍，大家签了字，便交到中纪委的同志那里了。中纪委调查组又通过他们的会计核算后，与艾丰谈话，弄清了他们搞不清的账目记录上的问题，最后确认，艾丰本人不仅没有一分钱的问题，而且奖金收入在部内也属于中等。
中纪委的同志有些不解地问：“你这么大的干部，直接管这些钱干什么？”艾丰说：“不是我愿意管，开始部里有点集体稿费，我说放在办公室。办公室的同志说，我们的房间来的人太多，丢了不好说。您的办公室就您一个人，还是放在您那里。就这样，我就把钱管起来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麻烦。”
1993年、1994年、1995年，经济部担负的宣传任务非常艰巨，艾丰一方面要接受审查，一方面又要出色地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艾丰仍然保持着平静、乐观、热情、积极的心态。许多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或看不出来，那时他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和难题。
总书记的赞许
长城公司这件事跨越三年时间，最后终于平息了。
人民日报社领导找艾丰谈话，表示问题清楚了，就是把提拔他的事耽误了。
艾丰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受到影响。1991年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时候，颁奖之日要求每个获奖者说出自己最欣赏的一句格言。艾丰的格言是：“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这是他的经历给他的感悟。他回顾，到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25年，那么拥有什么呢？官位没有，普通记者；工资102元；住房是跟别人合住的……如果看这些就没劲了。他的劲头来自这句话——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其他的权、名、利也重要，但不是最高的。这样想，劲头就来了。
差点“栽”进长城案（3）
长城公司事件之后，在许多人看来，艾丰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而是永久地失去了被提拔的机会。在他受审查期间，几位新的副总编辑从外面调入了，而且年纪都比他小。但艾丰明白，自己工作并不是为了一个官位，他依然努力工作着。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他的名著《总编辑手记》中，有一篇写于1995年8月24日的《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谈到：
8月21日的评论员文章《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艾丰同志用两个小时赶写出来的，受到了江总书记的重视和表扬。今天一版头条的评论员文章《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看待国有企业》，也是艾丰同志在昨晚用两个小时写出来的，比前一篇更有深度。这两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
快，是新闻的生命。快速反应，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拖拖拉拉，慢慢吞吞，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是新闻工作的大忌。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如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邓拓等，都是倚马可待的快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是质量，时效一失，质量再高也大大贬值。以这两篇评论而言，如果按常规行事，讨论、研究、立提纲、打草稿，很可能每篇都要花一个星期。那样，即使写得再好，也非受批评不可。现在一赶，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发得正逢其时，这种时效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范敬宜的点评恰如其分，艾丰更是记得当日的情形。1995年8月，###总书记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了一段重要的讲话。宣传口负责人通知，《人民日报》要组织文章。时为下午3点多，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接到通知着急了，找到艾丰后说明原委，要求尽快写一篇评论。还没有回家吃饭的艾丰回答说：“好，晚5点交稿。”他马上开始动笔，两小时内按时完成了任务，把评论交来。总编辑范敬宜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这篇评论《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评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天，正逢###总书记会见新加坡客人吴作栋，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说，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可以看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评论。
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记录了这个过程，并从新闻业务的角度作了深刻的评论，但对艾丰当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以保证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作深刻阐述。
丁关根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无照经营”的故事，也说明了他的心态。
《人民日报》的夜班总是由一位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值班签发版面的。一度由于副总编辑配备不齐，人手不够，三位编委包括艾丰也被排进去轮流值班。后来新任命的副总编辑们来了，编委就可以不再值班了。艾丰找到范敬宜说：“新的副总编辑都到任了，我是否不再值班了，不然我就是‘无照经营’了。”范敬宜说：“他们新来，中央领导同志让他们先不上夜班，你再不上，那就全由我上吧。”艾丰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好吧，我就‘无照经营’吧。”
艾丰连续值了40天夜班，心情平静地进行着“无照经营”。除了完成任务之外，他还有突破。值夜班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当时《人民日报》是一天出8块版，有6块是要夜里审定的。从夜里10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先要审定6块版的版式，然后又要对6块版的大样进行初审和终审。艾丰为了提高报纸的鲜活性，搞了一个“当夜配评论”。版式定了以后，他看哪一条消息有比较深刻的内涵，就告诉编辑，画版样时留一块“空地”，他要马上配一篇评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电脑上写作，40多分钟以后，他把成品——录有评论稿的磁盘交给编辑上版。一位了解《人民日报》历史的老夜班编辑说，这种由值班总编当夜配评论的事例极为少见，只有“文革”前副总编陈浚做过一次。
差点“栽”进长城案（4）
一位新来的副总编知道他“无照经营”和当夜配评论的事情后，对艾丰说：“你的做法，对我们的灵魂是一个震动。”
艾丰能够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工作，但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艾丰发起和指挥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但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思没用在办报上。”“万里行”活动本身就是新闻工作中的一种创造，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但不做深入思考的人，一听这话就会觉得很对呀，整天忙着搞活动，还有多少时间管版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放到更重要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呢？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里当然感到不痛快，他想：“我搞‘质量万里行’并不是为了表扬和提拔，但总不该反倒成为自己的‘负数’吧！”但怎样为自己澄清呢？找领导去谈？向周围的同志解释？这些都不是艾丰的性格所愿意做的。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年底，报社编委会要求每个编委会成员做一次两年来自己工作的述职报告。他决定，要在这份报告中认真为自己“评功摆好”，把自己的工作全貌写出来，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说法。属于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部分，他列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自己亲自写的新闻作品，两年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开报道、评论、内参共104篇，约15万字；第二方面，作为经济部主任，研究中央方针政策，落实到新闻宣传的选题和版面的设计，组织报道，修改稿件，还有部内的工作改进、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第三个方面，作为编委完成编委会交给的任务，包括代表报社参加国际会议的任务；第四方面，以“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和名牌战略活动为主的社会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和对新闻
改革的意义。把各方面做的工作集中起来一看，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了，两年来竟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仅其中的第一方面，两年来在《人民日报》发表104篇共15万字的稿件，就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才能达到的工作量，而艾丰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工作呢！
◎1995年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考察人民日报社，邵华泽社长向他介绍艾丰。站起者为艾丰。
1996年春节前夕，艾丰把述职报告送交了社长邵华泽同志。他想，社长春节期间值班，抽空可以看一看。没想到，社长邵华泽当天就看了，看完之后又转呈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丁关根同志。
春节前，腊月三十，丁关根对艾丰述职报告的批示传回报社。他对艾丰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并希望艾丰注意劳逸结合。丁关根同志特意向艾丰和他的家属致以春节的问候。
艾丰是个要求不多的人，这几句批语让艾丰很快慰也很激动，因为理解是最让人动情的。
总编成败任评说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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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1）
披荆斩棘是最能让艾丰兴奋的事情，历史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机会。
1996年4月，艾丰调任经济日报社任常务副总编辑，6月“扶正”，担任了总编辑。任命通知是经过中组部、###联合调查之后，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这意味着艾丰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