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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重大问题在和会初期就被和谈者们搁置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或许暂时被牵制了，但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之间漫长的对抗刚刚开始。德国问题仍困扰着欧洲。协约国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德国仍然很强大。
民族主义势头还很猛健，一直在积聚能量。它在欧洲中心、中东和亚洲仍然有广泛的基础。很多时候，和谈者们发现自己只是在应对一些既成事实。南斯拉夫、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巴黎和会前就已存在。和谈者们所能做的，只是设法阻止欧洲的分化以及中东接连不断的民族分裂，并且尽可能地划定合理的边界。建立以一个民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国家在1919年还没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让欧洲所有波兰人都到波兰去，所有德国人都到德国去，这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有30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他们是国内人反对的目标，又被国外同民族的同胞寄予厚望。
1919年寒冬，维也纳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接待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中年人代表团。他们的小镇有60，000人，700年前就开始说德语。现在斯洛文尼亚将要成为新国家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他们很担心，不愿意被“劣等人”统治。美国愿意收留他们吗？伟大的泰迪·罗斯福年轻的堂兄弟尼古拉斯·罗斯福将这一要求向上级做了汇报，但没有任何结果。然而，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年长的德国人都不会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部分欧洲中心区德国人被强制驱逐出去，他们这个群体注定要消失在其他民族之中。
1919年，驱逐少数###仍然让世界担忧，这些少数民族拒绝被强制同化。对此多数民族似乎只有容忍，而这恰好是许多国家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品质。和谈者们尽最大努力将优待少数民族的责任强加给各国政府。欧洲中心的新国家和小国家必须签订条约以约束其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且承认他们使用自己语言等权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提出抗议。罗马尼亚的玛丽亚女王质问威尔逊，美国黑人或是英国爱尔兰人在国内被同等对待了吗？罗马尼亚首相布拉蒂亚努要求知道为什么他的国家被挑选出来，意大利有少数民族为什么不用签约。东欧是不一样的，克雷孟梭毫无意义地对他说。虽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终还是签了这个条约，但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少数民族条约一直显得软弱无力。1934年国联放弃监督执行的尝试，并且与棘手的少数###相比，各大强国还有更多烦心的问题。不过也有可喜迹象：爱沙尼亚自愿让少数民族独立。以瑞典语居民为主的奥兰群岛1919年后继续由芬兰统治，但是一个特别条约保证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屠杀讨厌的少数民族。1945年，在希特勒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结束后，欧洲只剩下不到全部人口3％的极少的少数民族人口。
1919年，和谈者们感到他们已竭尽全力，他们已不再幻想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6月28日离开巴黎时，威尔逊对妻子说，“好吧，小姑娘，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是的，一切也都在那些将要统治这个世界的人的掌控之中，他们中一些人曾在巴黎见证这一切——比如日本的近卫王子或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些人则远远地观看了这一切。在意大利，当旧的自由主义秩序在邓南遮等人的攻击之下分崩离析之后，墨索里尼从民族主义政治中快速脱颖而出。那年6月，在慕尼黑，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也为德国历史增添了荣耀，而给世界、犹太人带来了不幸。他已发现自己作为思想家和演说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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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1）
劳合·乔治当政三年多，在被迫辞职后，尽管一直是国会成员，但是直到1945年去世，再未担任任何公职。他关于巴黎和会的回忆录很有趣，常常有不准确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件错误的事情他总会谴责法国和美国。1919年末，克雷孟梭很不明智地参与角逐法国总统。原本希望获得欢呼喝彩，可是当他清楚地发现将遭遇反对时，一怒之下退出竞选，并马上离开了法国。随后的一年，他都在旅行中度过，并继续写作，这是一项双重的庞大得几乎不切实际的工作，一方面是有关哲学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短期研究。德摩斯梯尼警告文明而博爱的公民们，他们正处在来自马其顿王国的野蛮人菲利普的危险之中。他拒绝出回忆录，并于1928年销毁了大部分文章。他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不屑对过去妄加评论。福煦去世后出版了一本抨击他的书，使他备受刺激，最终他又拿起笔应辩，以捍卫自己在战争以及巴黎和会中所做出的贡献，但直至1929年11月他去世时，仍未完成。所有与他在巴黎和会内部工作相关的秘密成了永久的悬案。
威尔逊的结局最悲哀。回到美国后，他就陷入了一场与参议院就批准《凡尔赛条约》以及国联问题的斗争中。他获得了多数人支持，但不是所需的三分之二。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对手一直在活动：西部的孤立主义者，认为他背叛自己原则的进步论者，认为他会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英国对抗的爱尔兰美国人，不信任美国民主党的共和党人，不信任威尔逊的美国民主党，因为他们被威尔逊冷落多年，但他一直得到不安分的共和党参议员洛奇的支持。
威尔逊可以建立自己的联盟。他本可以将美国的保留意见包含在对国联盟约的表决中，这样就能赢得反对阵营里的较温和者（当然他的同盟者是否会同意这种改变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他拒绝做出让步。他说他的对手们被最低级的本能所左右着。“他们将在历史上刻下最为可鄙的名字。”他决定转向人民。1919年9月2日，他离开华盛顿开始横穿祖国。
威尔逊最亲近的顾问恳求他不要离开。从巴黎回来后，他就马不停蹄，条约在参议院悬而未决，穿越全国的长途劳累使那个夏季漫长而艰难。威尔逊义无反顾，即便不得不献出生命也要挽救条约。“目前世界面临巨大灾难，”他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去筹划个人的未来。”登上专列时，他开始抱怨持续不断的糟糕的头痛。
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一直向西前进，一场接着一场地演讲。听众人数越来越庞大，热情也越来越高，但他的头痛也愈发严重。这时从华盛顿传来不幸的消息。仍因俄国之行被批判而痛心的布利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列举他在巴黎的桩桩罪状以进行报复。当说到兰辛曾参与批判时，这位国务卿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否认了。“天哪！”威尔逊大声呼喊着，“我真没有想到兰辛会这么做。”9月26日一大早，威尔逊一病不起，剩余行程被取消。一个星期后严重中风使他局部瘫痪。他再未能有力地行使总统职责。他的游说之旅最终徒劳而废，条约在参议院未获批准。后来，美国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签署单独条约，并且从未加入国联。
1924年，威尔逊去世，他的努力以及与他有共同理想的和谈者们的努力并未完全白费。《凡尔赛条约》及以之为典范的与战败国的单独条约，还包括与领土和赔款相关的规定等，或许早几个世纪就有，但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国联盟约最初并不完善，国联将自身写进了后面的条款：监督公民投票、管理萨尔和但泽，并且监控委任托管权。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意在基于共同的人性以及超越民族利益的国际准则构建永远公正的法庭，以审判德皇这种违反国际道德的人。但这些条约在战争岁月里遭到了攻击，这通常是因为它们还不符合这些标准。
后来，将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任何错误都归咎于和谈者及其1919年在巴黎制订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常事，正如人们轻易放弃了对民主的希望。摊开双手，并无助地耸肩是最有效的逃避责任的方式。80年后，对于巴黎和会的指控仍很风行。“最后的犯罪，”《经济家》在特别千年问题中断言，“是《凡尔赛条约》，它的苛刻条款必然导致第二次战争。”这忽视了个人的作用——政治领导者、外交官、士兵和普通投票者——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
尽管希特勒发现《凡尔赛条约》是他宣传的天赐良机，但并非因此而发动战争。即便德国仍保持原有边界，保有所需军力，可与奥地利联合，他仍会有更多要求：摧毁波兰，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更重要的是征服苏联。他要为德国人民扩张空间，摧毁敌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布尔什维克。然而《凡尔赛条约》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当然，和谈者们在1919年也犯了一些错误。他们对非欧世界的随意处置激起的仇恨使西方至今仍在付出代价。对于欧洲边界问题，他们煞费苦心，最终各方仍不满意。但在非洲，他们用惯有伎俩瓜分领土，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在中东，他们将不同民族随意拼凑在一起，伊拉克最为显著，一直难以凝聚成和谐的市民社会。他们能做得更好些，当然也能做得更糟糕。他们曾尝试建立更好的秩序，即便是愤世嫉俗的老克雷孟梭。可他们无法预见未来，更无法去控制它。只能看后来者了。1939年战争的爆发是这20年中而不是1919年的诸多抉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