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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老师（3）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悼念我的大姨（1）
今天上午到北大招办开会，得知清华留美学生，在美国获硕士的多，而北大获博士的多，仅1999年至2003年就多出100余人。不过硕士博士又有什么重要呢？然后到系里办事。中文系今年已经有6位教授辞世，上半年是汪景寿、孟二冬，下半年这两个月内便走了林庚、林焘、储斌杰加上前几天的徐通锵。此前，也就是林焘教授逝世后不久，我在香港遇见韩国济州大学的宋宣教授，她是林焘的博士，1999年毕业的，尚不知道林焘先生已经去世，听我一说，非常难过，连活动也不参加了。今天系里一片忙碌，灵堂那边不断有吊唁的送来花圈挽联。我跟办公室杨主任说，做点道场吧，共产党人也要敬天畏人啊。
从系里回来吃了午饭，白面卷子玉米粥，黄瓜蘸酱白菜汤。整理了报刊来信，开始备课。忽然大姨家表弟打来电话，他素来持重严谨，从不轻易打电话的，我料到必有要事。表弟冷静地说：“我妈快不行了。”我啊了一声，赶快叫老母亲接电话。母亲接电话后很是难过悲伤，我劝她平静。然后迅速请人去买今晚的车票，并给表弟短信，为大姨祈祷。心情烦躁，看不下书，便用扑克牌占卜——是个凶卦。两小时后，车票买到，我短信告诉表弟车次。表弟回复说：“我妈已经病故。”我心中一沉，努力保持镇定，为的是不刺激母亲。在给表弟发短信时，大姨的形象一幕一幕涌上了我的脑海。
我的外祖父一家，祖籍山东海阳，后来闯关东到了黑龙江五常。外祖父勤劳精###狠手重，是当地著名的一位财主。他老人家还健在，已经95岁了，以后我会写写他的事迹的。他有一儿三女，我的舅舅和老姨都在他身边，我的大姨和母亲则先后闯到了哈尔滨。大姨和大姨父都勤俭持家，虽然生了三儿一女，但生活比我家要好。我母亲是二女儿，过日子本来就比不上大姐，加上我父亲是个老八路、大酒鬼，双职工养活一儿一女，居然多年买不起一块手表。而我大姨父是个铁路上的基层职员，家里却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摩托，有猎枪，后来为了不露富又卖了。大姨家干净整洁、大红松木地板擦得油光可鉴，我的表兄弟们也都穿得比我好。我每次去大姨家，除了喜欢他们家的房子以外，也很喜欢他们家自己腌的小菜。我的表兄弟们高大英俊，都很能干，动手能力比我强。大哥几乎什么都能制造，不仅会挖菜窖、盖房子，而且从台灯到收音机，都是自己造的。后来还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而他的学历只是技校毕业。我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起现在的博士硕士？这可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我从小就认识太多太多的劳动人民中的专家能手。让这些人都下了岗，实在是这个国家的特大损失。我在哈尔滨的市民里，基本属于“啥也不会干”的，走投无路，只好考进北大混日子。没想到混进知识分子队伍后，我竟摇身一变，属于“啥都能干”的。挑水劈柴，做饭补衣，溜冰划船，打架斗殴，居然都是能手。最可笑的，是在哈尔滨属于“根本不会喝酒”的我，在文化界被叫做“北大醉侠”，最近还被文化部中国酒文化协会聘为首席顾问。要不为什么我总是提醒年轻朋友们切勿轻信媒体，切勿轻信知识分子呢？
我小时候曾经算过，大姨家比我家的收入只多20块钱左右，但是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属于那时的“中产阶级”。亲戚们去他家拜年，他家能够做出20多道菜，而我家只能做出8道。这里面蕴涵着大姨多少的心血啊。我去大姨家，大姨总能给我美味的零食，榛子松籽爆米花啊，高粱饴啊，山丁子啊。但是我注意到，大姨总是很瘦，总是一副操劳的神态。她起早贪黑地工作，照顾丈夫和孩子，还要在亲戚中保持大姐的形象，真是“含辛茹苦”。有很多年，大姨在郊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赶小火车，晚上回家，天都黑了，真是“披星戴月”。她的孩子们很小就都能持家，当父母回家的时候，饭菜已经做好了。而我只能生起炉子热好主食，坐在黑暗里背唐诗，等着父母回来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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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的大姨（2）
大姨总是谦虚客气，总是称赞别人家的优点。但能够看出，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的。我前几年回哈去看她，我说还记得小时候她家最早住砖街6号，后来住瓦街8号，大姨非常高兴，说我外甥就是记性好。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而且都有了健壮的第三代。大姨和大姨父住在一个新的小区的顶层，每天爬楼梯当作锻炼身体，还在赠送的楼顶露台上养了一大片花草。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70多岁的大姨满头白发，一脸皱纹，身体开始衰弱，心脏也不爱好好工作了。我说我太忙了，不能经常回哈来看你们。大姨说：“没事儿，我外甥从小就是名人，你不忙谁忙啊？我在电视上看见我外甥就行啦！”亲戚们的宽慰，却常常令我惭愧。我东跑西颠无事瞎忙，而为自己的亲人们做的事情太少了。
刚才去查字典，找那个“”字。猛然想起，我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社会科学词典》，就是我考上北大的那个暑假，大姨和大姨父给我买的。那词典我一直用着，勒口都摸黑了。当时大姨说，这东啊真不容易，考上北大了，还自个儿到工地上打工攒学费，大姨知道你希罕书，就给你买两本你需要的书吧。
我到北大的第一个寒假，特意从助学金里省出钱买了北京烤鸭带回去。可是我爹我妈、大姨大姨父一致认为，根本没有哈尔滨烧鸡好吃。大姨说，外甥往后啥也不用买，把习给学好了，我跟你妈就心里舒坦了。等你当了科学家，大姨上你家要饭，别说不认识就行啦！
大学二年级，我在《哈尔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遥祝家乡冰雪节》，第一次得到10元钱稿费。放假回哈，大姨说，我们都看见啦，都铰下来留着呢。哎呀，大外甥现在就能挣钱啦，还不抽烟不喝酒的，可比你爸强多了。
读研究生期间，我们47楼207的兄弟从北大图书馆弄到一副道教的卦签。我回去给亲戚们占卜，由于亲戚们都是善良真诚之辈，所以占卜的结论格外准确。大姨的命就是劳碌一生，默默无闻。大姨听了我的详细解卦后，大为感喟，说外甥啊，你这卦可真准哪，北大可真是了不得啊，咋能把我的每一骨碌都算得这么准啊，你大姨的一辈子就是你说的那么没福啊。大姨特意把我的解卦本子借去，发动全家抄了两天。从这样的事情可以看出，大姨对生活的态度是多么执着。
大姨和亲戚们都很器重我，甚至对我有些迷信。但我知道自己放在整个中国来看，其实没多大学问，没多大出息。我说过，我努力工作，认真讲课，包括批判点社会，帮助点弱者，其实不过是出于“报恩”。我的那些农民亲戚，那些市民邻居，那些江湖兄弟，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都并不比我差，我们只是差别在机缘上而已。所以，我尽管有很多浅陋之处，有很多庸俗之处，我还是坚持为他们着想，为他们战斗。现在不时兴“工农兵学员”了，似乎“工农兵学员”是个代表着没学问的贬义词，但是我喜欢这个词。尽管我是依照资产阶级的标准以遥遥高分考入北大的，但我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北大许多学问很大的教授都是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出身，我学问可能比不了他们，我只能像那首《我为革命下厨房》里唱的那样：“一心想着工农兵，越干心里越亮堂”了。
大姨这样的普通劳动妇女，下了一辈子普通的厨房，正像天上无数的细小的星星，照亮过无数的普通夜晚。大姨叫王云绮，很雅致的名字，是我那喜欢咬文嚼字的外祖父给起的。这样的名字，当个文学家、科学家都不稀奇吧？但她就是过了默默无闻的劳碌一生。记得她的，有她的父亲、丈夫、兄弟、姐妹、子孙，还有，她远在北京的、曾经埋头在她的绣花缝纫机上喝过她做的酸梅汤的外甥。
大姨，安息吧！愿所有善良的平民百姓，在度过默默无闻的劳碌一生后，都能得到恬静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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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醉侠（1）
在伟大首都悍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