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被科学家折腾了很多回，终于摸索出了对待这些科学家的“科学规律”，就是对于科学家的话，既要尊重，也要反思。既不要搞“伪科学”，也不要随便给别人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注意不要搞“唯科学”。实事求是，历史地、辨证地、联系地、全面地、不断质疑地看问题，可能才是最“科学”的。比如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已成定论，李四光都不敢说太冒险的话。但主席心想：我们炎黄子孙造了什么孽啦？这么大个地球，那石油就埋在别人脚底下，这么大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就偏偏没有？难道那石油是耶和华和穆罕默德家的私产？
主席不懂什么地质构造啊、什么陆相沉积啊、什么第四纪冰川啊，但是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去求什么人。他就麻烦李四光他们再找找、再找找，就如同秋菊麻烦律师“给个说法”一样。结果一找，找出个大庆；再找，找出个胜利，于是，就找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力能源，等于找出了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挺直腰板说话的两枚腰子。
毛泽东的医生让他减肥，理由是书上都说人应该瘦一点好。主席说：你那个书上，说瘦一点好，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本书上，说胖一点好。这话听起来真像“伪科学”呀，可是那个医生等了十年，真的看到了有本书上说胖一点好，望着毛泽东的遗像，他不由得痴了。这究竟是科学的胜利还是科学的失败呢？
毛泽东《送瘟神》改动最大的一处，是改了整个的一句。原稿第一首最后写的是“牛郎欲问人间事，那个瘟公尚在么？”现在改成“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现在这样，当然也很好，高雅庄重，悲天悯人。但我觉得主席还是担心文学大师们说他“土”。“八万里”是向自然科学家致敬，“逐逝波”则是向人文科学家低头。劳动人民要是都像他老人家这样瞻前顾后地害怕“不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敢试验，那就甭想消灭那些天花梅毒传染病啦。
华佗无奈小虫何（2）
其实原稿那句，分明更自然天成，下笔如神，把本来就出身劳动人民的牛郎给写活了，而且调侃风趣中流露出对瘟神的蔑视。鲁迅胡适一代五四思想家都指出中国人民的苦难之一是疾病横行，蒋介石最无奈的事情之一也是列强总叫中国人“东亚病夫”，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对待。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但抗美拒苏，移山倒海，而且一举消灭了大量传染病，把医疗卫生工作普及到几乎每一个穷乡僻壤，使国人寿命从30多增加到60多。这才是一篇消灭血吸虫的通讯报道激动得他“夜不能寐，遥望南天”的原因。所以原来的“那个瘟公尚在么？”才是毛泽东真正的自我脱口而出的精彩表现。
可惜我这番闲言碎语颇有废话的嫌疑，因为如今的牛郎据说已经等不得每年一次的鹊桥相会，组织了“二十八宿一夜情”俱乐部，与河外星系接轨了。牛总玩腻了的时候，偶尔一低头，发现如今老家已经是“瘟公随心翻作浪，河水枯干只剩桥”了。瘟公给我们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数不清的新药猛药蒙汗药，带来了做不完的屁超假超天下文章一大抄，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成千上万的职称学位，所有著名演员都在做瘟神广告，所有医院里都供着瘟君的牌位。看来主席摸索出的科学规律还真管用，世界每过十来年就要倒转横转自由转一回，让你摸着石头也过不了河，捐了门槛也拜不上佛，风马牛整到一块也整不出骡，在外累死累活奔忙一天回家也看不见老婆。如今那首《送瘟神》，也应该倒过来念啦，最后一句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1）
近日天寒地雾，电脑也跟着扮酷，不是来信乱码，就是刚一开机，马上谢幕。
过两天要去香港吃点水煎包，今天没啥写的就说说也曾住过香港的张国焘吧。2006年37期《北大信息周刊》转载《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引起我对张国焘传奇命运的思考。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共产党一度的三号人物，红四方面军老大，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大好优势之下，连走了几步错棋，断送了自己和四方面军的锦绣前程。这跟他单纯的学生出身和愤青心态，是有一定关系的。
张国焘跟衣衫褴褛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会师后，一不该仗势争地位，二不该打毛主席的坏主意，三不该瞎逞能另立中央，四不该逃出边区投奔国民党。哪怕回家种地或者去当民办教师，也不该背叛。张国焘当了几年国民党特务（不过没有出卖同志），虎落平阳不说，国民党很快就大势已去。结果1948年底，他只好逃到台湾。到了那儿，没人答理他这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连房子也被豪强征收。国民党对待投奔者的态度，跟共产党真是天壤之别。张国焘看透了这一点，1949年迁居香港，趁朝鲜战争之机炒卖黄金，结果赔得吐血，家产荡尽。旋即夫人又摔成骨折，真是祸不单行。
生活窘迫中，张国焘想起了共产党的温暖怀抱，1953年托人致信毛刘周，想回来给党干点零活，正局副部的都不在乎。刘少奇答复他，必须先写个检讨。张国焘不大乐意，刘少奇的地位本来远不如张国焘的。这时美国中情局“拜访”张国焘20多次，买走一些他掌握的中共情报，张国焘顺便赚点小钱。
1956年，张国焘看国内建设越来越好——那时香港比上海穷，比广州也没有多大优势——就又表达回来的要求，中央答复还是要他先认个错。毛泽东的共产党无论对敌人还是对叛徒，首先不抓不杀，而是要求认错，“过则勿惮改”，真正的儒家风范。张国焘还是不乐意，真是不懂事理。中共中央没有面子和台阶，怎能随便说他想回来就让回来？梁山泊好汉也不能这么没规矩啊。如果什么条件也没有，就让张国焘回来工作，那怎么向广大党员和老百姓交待呢？
张国焘磨蹭到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回毛泽东没有让他再检讨，只要求他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就可以给他生活补助。天下还有比这更大度的胸怀吗？但张国焘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又错失良机，真是连经济账也不会算。从张国焘如此颠三倒四的做法就可看出，他根本不是个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一再吃回头之食！他的性格是不配做革命领袖的。
张国焘同志首鼠两端到1961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呕心沥血四载，写了100万字。美国人特抠门，每月就给他2000港币。如此有辱人格的条件都答应，亏他曾经三过草地，共产党人的气节荡然无存。用自己的生命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大钱。金庸跟中共的来往，其实是从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了。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资本主义并不怜悯革命的叛徒，没有人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中国的“低保”。1976年周毛相继去世，张国焘则仿佛心灵感应，突然中风，右身瘫痪。1979年12月2日夜，大雪奇寒。张国焘叫人无应，被子都翻到了地上。在痛苦中折腾到3日凌晨，三魂缈缈归地府，七魄悠悠到神州。
临终时刻，张国焘可曾想起五四狂飚、南湖风暴？可曾想起鄂豫皖大肃反和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健儿？可曾想起毛泽东笑他“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可曾想起另立中央，三过草地，大军半损，西路军全军覆没，毛泽东仍然让他当边区主席，结果他只身出逃……一直逃了整个后半生，最后逃到大洋彼岸，度过孤寂的残生。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2）
我收藏有一套张国焘《我的回忆》，虽然是为美国人写的稻粱之作，但仍有一点革命情怀流淌其间。倘若有高手写一部《张国焘传奇》或者拍成影视，一定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恰如老夫诗中所云：“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1）
近日洗手间加放了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每天读上若干页，前几天读完了。叶永烈下了很大功夫，查找了很多资料，采访了很多知情者，有一股北大人做学问的傻劲儿，令人钦佩。不过叶永烈写的传记，多数感情色彩太重，立场受时代局限太深，经常用他所反对的“文革”思维来思维“文革”，所以把“四人帮”都当成天经地义的坏蛋来写，跟我们小时候写蒋介石和孔老二差不多，这就阻碍了客观地去体会人物的真正精神世界，这又颇令人惋惜。倒是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很有价值。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新诗，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呵，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的好，
你爹死后你怎这：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叶永烈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诗，对张春桥进行了讽刺挖苦。北大化学系出身的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