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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主旨问题。
《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
新版《水浒传》序言（3）
第五，流别问题。
《水浒传》属于什么流派、什么类别的作品，似乎也存在不同认识。我所学过的文学史教材里说《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这固然是没错的。但仅此一个视角，不足以概括《水浒传》全部的流别归属。《水浒传》跟《三国演义》的产生年代大体相同，首先属于中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的语言属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那么《水浒传》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就是章回体通俗小说，所以《水浒》与《三国》同为中国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之滥觞。今人将《水浒》与《三国》、《西游》、《红楼》并列为四大古典名著，阅读者与研究者，均视为雅事。其实当初所有的白话小说均属于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总体上小说戏曲跟经史子集相比，就是“通俗”的。但通俗类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学品格上就不高雅。大量的通俗小说被时间的长河淘汰了，“四大古典名著”成了最高雅的文学。这一认识上的变迁经过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竭力标举，至晚清渐成共识，最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得到了固化。明乎此理，则知俗可以变雅，雅可以变俗。公主王妃可能沦落娼门，通俗小说亦可成为顶尖精品。
既然《水浒传》属于白话通俗小说，那么在通俗小说家族的内部，则不难看出，它属于“武侠”类别，与《三国》属于“历史”、《西游》属于“神魔”、《红楼》属于“言情”并列。说《水浒》属于武侠，是因为其主要故事情节有武有侠、以武行侠。“非特武松、鲁达等人，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即水泊之喽噜，酒店之火伴，亦隐隐有侠气。”（《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这与从“英雄传奇”等其他角度概括《水浒传》并不矛盾。可以说，《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武侠小说，跟今天最好的武侠小说比，也仍然傲居上游。当然，武侠小说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形态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迁移。但应该看到，无论《三侠五义》、《江湖奇侠传》还是《七剑下天山》、《书剑恩仇录》，都跟《水浒传》保持着精神上的血脉关联。特别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和上不畏官府、下不媚庸众的冰雪英姿，是《水浒传》照耀千秋、冠绝所有武侠小说的核心根源。所以，论及武侠小说，《水浒传》无愧为第一范本也。
第六，艺术问题。
《水浒传》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显然只有侠肝义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其艺术上的高妙。一是人物，栩栩如生。金圣叹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虽然并非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达到了“典型人物”的层次，但一部通俗小说能够让读者毫不费力地记住其几十个人物，这真是“下里巴人”令“阳春白雪”大为窘迫之处，套用旧时理发店的一副对联，“虽谓毫末技艺，居然顶上功夫”。当今中国文学概论里讲到塑造人物时，《水浒传》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例证。晚清小说大师苏曼殊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而《水浒》又高于《红楼》，原因是“《红楼》所叙人物甚复杂”，不重复比较容易，而《水浒》中一百零五条好汉“同是莽男儿”，“同是强盗”、“同是壮年”，“故不重复也最难”。（《小说丛话》）
二是结构，金圣叹总结了诸多叙事技巧，什么倒插法、夹叙法，什么横云断山，草蛇灰线，什么正犯略犯、什么绵针泥刺，背面敷粉，足可写成一部《小说创作学》。一般人以为看《水浒》只是消遣，金圣叹却说“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晚清人评价《水浒传》与《石头记》云：“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眷秋《小说杂评》）我看《水浒传》之结构，大处宏伟庄严，开合舒展；小处细腻严谨，变化多端。“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象征“乱自上作也”（金人瑞《水浒传回评》）。而“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李贽《水浒传回评》）。这种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现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显示出堂堂正正的中华气象。
新版《水浒传》序言（4）
三是文字，“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写不出来。（无名氏《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文字既来自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实践，也是加工创作者精心提炼打磨之结果。如武大郎的故事，倘若在历史文体中，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而小说中“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夏曾佑《小说原理》）。李开先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一笑散·时调》）读者不论是否喜欢《水浒传》的思想，对于《水浒传》的文字没有不肯定不佩服的。李渔说：“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闲情偶寄》卷三）金圣叹说：“《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读第五才子书法》）应该肯定地说，《水浒传》上承古代史传艺术精华，下开中国小说顶天立地囊括四海之境界，洵为中国小说第一不朽之杰作也。
第七，影响问题。
《水浒传》的影响，一是影响文学，二是影响社会。
《水浒传》以原汁原味的白话塑造人物，铺排故事，并取得巨大成功，这给了后世作者以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