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8美元的价格卖出万股，从而转眼间赚取了万美元的利润。这样，所罗门还持有近3万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从另一家投资机构以881/2美元的价格买入万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当不好，所罗门兄弟确信此时买入相当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万股仙童，从而以85美元的平均价格总共买入了万股，资本投入近900万美元。
日复一日，仙童没有复活。相反，它持续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知道所罗门手中有大量需要抛售的股票，因此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卖空交易。几天的下跌变成几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没有复原的迹象，最后，比尔·所罗门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承认做错了。3月1日，他们以66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 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卖出万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卖出万股；最后，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剩余的股票，这一价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价。所罗门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润，包括12月21日的资本利得和佣金，是万美元；损失为万元，净损失万美元。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将有一笔新的大宗交易，带来3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润，正如所罗门兄弟永远令人满意的年度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大宗交易绝不是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杰伊·佩里这样具有钢铁意志的专业人士，他们看上去总是随时准备行动，还有比利·所罗门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慌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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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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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有益的变化。许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宽松的市场环境恣意玩弄一种伎俩，使它们的资产价值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虚假膨胀，就像合并会计之于联合企业一样。不过这种伎俩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资产价值对共同基金的意义，如同每股盈余对联合企业的意义：它是它的门面，它是吸引新资本的诱饵，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败的尺度。这种伎俩包括使用一种叫做“存信股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曾被许多共同基金的魔术师纵情使用。在公众的印象中，一个有幸与存信股票有联系的人叫弗雷德里克·S·梅茨（Frederick S。 Mates）。
有一件事大概会令人们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年轻基金经理之一，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灵高尚和关心社会的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布鲁克林学院1954届毕业生，娶了一位巴纳德学院的心理学教师，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犹太高等学校也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师，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资基金（Mates Investment 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经纪公司（Spingarn Heine）工作过几年。他的基金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入企业经营当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中，没有一只股票是生产军火、香烟或其他他认为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公司。他宣布了利用基金帮助“穷人变富”的志向，为了这一目的，他计划将基金的最低投资额降为50美元，并在贫穷地区开展特殊的销售活动。事后表明，他对穷人福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未实施这些计划，因此使穷人幸免于成为梅茨基金的投资者。
他把他的办公室称为“威廉街上的犹太集市”，把他的年轻员工称为“花样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合拍。不论是因为这些公司政策、目标和态度，还是恰恰因为排除了它们的阻碍，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经成为共同基金业新的轰动制造者，成立第一年，资产价值上涨了近100％，资金涌入的速度为每天150万美元，远远超过此前由弗莱德·卡尔的创业基金创下的纪录，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暂时关闭销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负。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项投资将使他以及基金业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后悔。一家名叫欧米加权益（Omega Equities）的小型联合企业私下以美元的价格卖给梅茨基金30万股普通股。欧米加当时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市价是24美元左右，因此这一价格看上去是一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买卖，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购买的欧米加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因此不能合法转售，直到它们经过登记为止。从操作的角度讲，它们是不可流通的。它们是通过投资存信合法地出售给梅茨的，这些条件在存信中都言明了，买者也同意在未获得登记之前不转售。于是，现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30万股欧米加股票。问题是，在计算基金资产的时候，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呢？按照当时盛行的奇怪规则，梅茨可能以经过登记的欧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价记账，即使这些股票并没有登记。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逻辑的成本价记账—美元。一位终极保守的基金经理则可能鉴于它们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们的面值记账。梅茨却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而采取了当时存信股票会计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减去它的1/3以反映股票未经登记的影响，从而以每股16美元记账。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几乎是他购买成本的5倍。于是，既没有出现欧米加股票市场价值的变化，也没有关于欧米加经营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却在他骄傲地展示给投资公众的账本上转眼间制造了近500％的利润。
外行人将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这是某种形式的欺骗。令人吃惊的不是梅茨这么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整个1968年都这么做，并且直到1969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温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资以及之后随意增高投资价值的做法。让梅茨成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临在欧米加头上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于欧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资产在本年上涨了令人大跌眼镜的168％，使梅茨成为几年内美国基金业业绩遥遥领先的基金。然后，12月2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终止所有欧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于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信息”。这立即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导致了梅茨基金的灾难。梅茨基金的许多股东要求赎回股份，但是由于所有欧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这是一个梅茨基金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从技术上讲，它破产了。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打算迫使它破产，从而给3 300名股东造成损失。梅茨匆忙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无限期中止赎回，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匆忙而温顺地答应了。
基金业震惊了。这简直毫无道理，股份赎回权是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是规模500亿美元的整个基金业的基石，就像银行存款客户有权从自己的账户取钱一样。现在，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骗局突然曝光，数十家其他基金被怀疑掩藏了同样的问题。陷入绝境的梅茨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和体面，他立即将持有的欧米加股票价值降为每股美元的成本价，从而毁掉了梅茨基金这一年的卓越业绩记录。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尽早恢复赎回。这对他的股东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安慰，但一名华尔街的顶尖基金经理充满同情而公正地评价道：“毕竟，弗莱德·梅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对整件事极为冷静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若有所思地说：“梅茨的情况让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那年7月，梅茨终于兑现了恢复赎回的承诺，而欧米加此时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万股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去的办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们，这时它们的账面价值是5美分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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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4）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版浮士德① 故事，它与1969年华尔街的核心道德氛围惊人地接近。那一年华尔街遍地都是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很快，时钟就要敲响12点，这意味着履行契约的时间到了。就连浮士德传说中的矛盾也在现代版中得到再现：与浮士德一样，梅茨并不是一个毫无良心的骗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样善良，或许还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许让人们注意到一种非常棘手的两难境地，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一个全美性的危机时刻：是做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拿投资者的钱投机，但保持高尚的投资原则，还是做一个保守的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户的钱投在蓝筹股上，而这些蓝筹股公司支持着战争，污染着河流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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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华尔街以外还上演着别的戏剧，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它们越远离纽约的金融区，就越不像道德剧，而越像以音乐剧和闹剧为特点的剧院保留剧目。
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尔德（Bernie 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开始为美国大众所熟悉：伯尼·康菲尔德曾经是布鲁克林学院（又一个毫无疑问的企业巨头孵化所）的一名社会主义者，现在是离岸基金之王（“离岸”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受证券交易所管制”）；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拥有解放全世界穷人，同时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径则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卖给穷人们美国共同基金的股票；他卖出了大量股票，后来证明，大部分不是卖给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穷人，而是卖给贫穷国家的想要摆脱货币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在100多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和100万客户，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金，为他带来了亿美元的账面财产；他把总部设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