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道琼斯指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利率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让新的房屋建设和工业扩张变得不现实。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困境，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华尔街一百多家经纪公司面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虽然在建立之时，是由被认为能够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但现在，它真实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一个更好的例证是，到1970年5月，一个包含一股纽约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领导1967年和1968年市场潮流的市场宠儿—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商、引领技术的电子公司、特许经营企业—从巅峰陡然滑落。它们不是像道琼斯指数一样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这就是1929年的征候，它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而这种萧条不仅仅由绝望情绪导致，而是由各种经济因素促成的，因此，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萧条。
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Proust），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
第一章 戏剧高潮（2）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界的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盘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发生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保护作用。而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然后市场进入更加大胆投机的时期。这两次，都有急于尽可能利用大众对普通股永不饱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现金建立摇摇欲坠的庞大投机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做联合企业。两次都出现了市场操纵者，公众却奉他们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被公众赋予预知未来股票价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尔（Jesse L。 Livermore）。
这两次，都有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市场操纵者被称为联营基金经理，到了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报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显是不公平的，公众却没有对其表现出异议，只要能从中赚钱就行。）这两次，华尔街的边缘领域都出现了道德松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3
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负责组建急救中心，并配备志愿人员。牧师充满感激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正式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纽约一个寻常的潮湿、寒冷、令人眩晕的早上，从大约7点半开始，数百名男孩和女孩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7大道百老汇站和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列克星顿大道站—涌出。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个公立高中，这些学校在这一天都关闭了。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1 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也就是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交汇处，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示威。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烦。在细雨中，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面对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国曾在其中运筹帷幄、影响国家命运的大理石建筑，他们振作气势，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几天前纽黑文市的几个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一样，现在正在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这并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的所有“###”。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因被控参与折磨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拉克利是一名被指为警察眼线的黑豹党成员。第三，停止一切大学资助下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许多次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学生们表现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过天晴，他们的情绪更好了。大部分的游行者坐在人行道上听演讲者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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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戏剧高潮（3）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还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