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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争取“业绩”。年轻就是他交易的资本，借着华尔街文化时尚令人难以置信的陡然转向，他已经是赢家。《机构投资者》杂志介绍了一名不到30岁的股票分析师，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1968年的年轻分析师来说是很不错的），年薪万美元，为了改善自身环境，他决定换工作。自我推销的两周之内，他收到15份工作邀请，其中一份年薪3万美元，实际上可能拿到5万美元，并且在两到三年内可能当上合伙人，另一份年薪3万美元外加奖金、利润分红和递延薪酬。《机构投资者》还介绍了另一位，32岁的年纪，已经年薪5万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员的共同基金的邀请，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年薪近15万美元。“你知道这一位说什么吗？”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说，“他说他愿意考虑！”
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华尔街。一家波士顿的老牌投资咨询公司估计并向其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1969年的所有投资业人士中10％为45岁或以上，25％为35~45岁，余下的65％都在35岁以下。在新的环境下，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有时候他会选一个全国闻名的股市弄潮儿当一当。阿尔戈斯咨询公司（Argus Research）的马丁·萨斯（Martin Sass），25岁，发现了一家处于反弹阶段的针织品公司，叫做度普兰（Duplan）。由于中意它的管理层和主要产品女性内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荐了它的股票。结果，度普兰成为当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当《商业周刊》1969年初采访萨斯的时候，他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选出来的股票大约95％都是表现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派头。接着是比尔·伯克利（Bill Berkley）。1966年，20岁的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帅气、自信的大二学生，据说有个人到他的班上去，请所有对一年2万美元的报酬满意的学生起立。一些学生站起来。5万美元呢？更多学生站起来。那么，10万~20万美元？这时整个班都站起来，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毕业，他就与一名“老”合伙人（25岁）成立了伯克利械习补荆˙erkley，Dean and pany），到第二年1月，他们已经管理着1 500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并发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创业基金的弗莱德·卡尔已经年过37岁，权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惧的弗莱德·阿尔杰也已35岁，都是转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欢哪个弗莱德？”几年前华尔街人还互相询问，现在再也不了。）杰拉尔德·蔡，40岁，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相信，而且也没有出现反证，几乎任何40岁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岁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预见飞快发展的新兴非传统公司的壮大。在这种新的歧视性景象面前，年龄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挣扎。“才能和判断力不光是年龄的产物。”注重传统的戴维·L·巴布森公司（David L。 Babson and pany）严厉地致信它的客户，“但在经验和评估风险的能力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枪手们对这种说###报以怎样的嘲笑。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够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出现了人才的青黄不接，1930~1950年之间，富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惧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辈创造却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后，人们开始排斥无意义的经验，并且不加判断地服从不经事实干预的直觉。靠梦想和风潮生存的华尔街，尽管装腔作势地摆出理性务实的样子，却正是年轻人茁壮成长的温床。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3）
华尔街提供了一个让一种趋势可以自我延续下去的氛围。华尔街成功的传统秘诀、个人关系和内部消息，现在为年轻而不是年老的基金经理或经纪商服务。一名飞速发展的特许经营公司或计算机租赁公司的30岁的总裁，愿意与一名60岁的华尔街人一起进餐或达成交易呢，还是愿意与和他一样自命不凡的30岁的时髦年轻人这样做呢？至于股市1968~1969年的热门股票，华尔街的老年政治家只有白日做梦的份儿。他们仍然可以随时搞定通用汽车或者国际电话，但那不是最令人激动的所在。
到底管用吗？年轻人的直觉和特有精神，作为证券分析的工具，对广大投资者来说管用吗？从结果上看并不管用。1970年，大部分热门股票都会跌下马，大部分吹捧过它们的年轻枪手都会离开证券业，或者，被证券业抛弃。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70年春天所写的：“天才就是上涨的市场。”一旦上涨的股市开始下滑，鹰的眼神就会变得空洞。但年轻人的狂欢所带来的华尔街信仰和价值观的短暂变革，对于某些脆弱的习俗是一次必要的修正，是一次以后会带来统一的对立。它让华尔街明白，老人也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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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融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战争代表牛市、和平代表熊市的顽固观点，这还是本世纪第一次。这种实际上的鹰派观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根深蒂固，正是一战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并带来巨大的军火利润，这在新政时期曾遭到奈氏委员会（Nye mittee）的严厉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牛市，主要是因为过重的收入税，但它显然也没有造成熊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比珍珠港事件前一周高50％。朝鲜战争，以道琼斯指数来说，稍稍有点熊气。事实上，正如艾略特·简维（Eliot Janeway）在《危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risis）中所写的，“美国的战争似乎不光对大人物有好处，通常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好处”。国际冲突是很好的商业版新闻，因为战争，或者战争的可能性，让人们像机器一样繁忙。相反，国际调解或者调解的表象，会引起人们对就业不足或产能过剩的恐惧。正如共产主义者一直说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地靠战争繁荣。或者如果从道德而不是政治角度考虑这一问题，道琼斯指数多年来对和平与战争的反应，为市场尽管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却缺乏人类灵魂这一事实，提供了最鲜活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末，是冷战冲突、核试验竞争、各种难以想象的武器的储备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份，华尔街已经习惯于把最轻微、最短暂的国际调解，更不要说国际友好行为，当做恐慌的信号，华尔街令人心寒的态度也被带入20世纪60年代。但是，1962年10月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出现了短暂的股市下滑，显然是因为投资者在惊恐中认识到，虽然战争可能对股市有好处，但首先要能够活着才能享受这样的好处。1966年，当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首次到达华尔街时，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轻蔑的。那年4月12日，一群自称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约十多个青年男孩儿和女孩儿，从观光走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投放反战传单，使交易所交易出现短暂的中断。他们被武装保安拖出了观光走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官员则说，毫无疑问是理由充分的：“我们不希望观光走廊被当成政治平台。”不用说，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两天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外面的布罗德街发生了一起小规模激战，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与右翼团体美国自由爱国者联盟（American Patriots for Freedom）拳脚相向，相互辱骂。华尔街官方完全不加理会，但对战争的公开辩论最终还是侵入了它的领地。一年多以后，艾比·霍夫曼同他的朋友朝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并招致他们预想的反应。
起初我以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扔钱只是小事一桩［霍夫曼后来写道］……我们甚至没有叫来媒体。我们大概有18个人，我们一进去，保安立即和我们对上了。“你们是到这儿来示威的嬉皮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生。”“谁是嬉皮士？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不示威，看，我们没有示威标语。”我反驳道。保安……同意放我们进去。我们与所有其他游客一起排队，互相聊天。当队伍移到角落时，我看到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搞怪，吃钱，接吻，拥抱，诸如此类……我们被引进去，并立刻开始朝栏杆里面扔钱。庞大的收报机停下来，经纪商们发出大声的欢呼。出来的时候，我又继续在媒体面前表演……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门前跳舞，庆祝扔钱行动的结束。我烧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
这一事件完全没有明显的反战内容，但这群嬉皮士还是被华尔街与反战行动联系起来，或许，收报机停止、经纪商为嬉皮士欢呼的那个1967年的夏日，标志着华尔街转变其战争态度的时刻的到来。无论如何，这一转变到第二年春天就彻底完成了。1968年4月头两个星期的股市表现令人惊讶，股价狂涨，交易量刷新，预示着疯狂的投机年代即将来临。这明显是市场对和平做出的反应，因为约翰逊总统在3月31日发表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