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和有学术意义的来源。它说，“a gogo”意思是“快而活泼地；自由地。主要用做副词：活泼地跳舞（dancing a go…go）；也可用做形容词：活泼的舞蹈（a go…go dance）”。它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短语来自法语，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快乐地”，有可能源于古法语的“gogue”一词，意思是欢乐或喧闹，由它派生出英语（最早是中世纪英语）中的“agog”一词。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大概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个短语在美国获得了一种含义，但直到它所描述的现象结束以后，这一含义才为字典所收录。“go…go”一词开始特指股票市场中的一种操作方式，当然，这是一种自由、迅速、灵活，有时候甚至掺杂着喜悦、快乐和喧闹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迅速买进卖出大宗股票，专门赚取快速利润，特指一些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而这些基金此前从来没有以如此自由、快速、灵活的方式对任何事物进行过操作。
这种投资情绪和操作方式似乎首先诞生于美国信托公司的发源地波士顿。在美国，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行业开始于波士顿这个美国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金融中心。信托的初衷是保存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它在波士顿所吸引的从业者也是如此。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quand）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波士顿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代表最无懈可击的正直和庄严的受托人形象：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但又不是过度整齐；蓝色的美国人的眼睛一眨不眨，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皱纹从鼻子延伸到嘴角，形成令人信赖的几何等腰三角；嘴唇只在每天设定好的时刻沾酒，而且以精确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剂量；打扮无可挑剔（衣着上最夸张的举动是系一个小巧、整洁的蝴蝶结），只有一个明显的瑕疵—他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只戴同一顶灰色的扁帽；他每天的必修课如此有助于养生，以至于他的生命很少会在85~90岁之前结束。
然而，波士顿的受托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他是外向的雅典人，而不是经常被误认为的内向的斯巴达人。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法官曾写下了著名的观点：
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如何投机，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这种源于波士顿的“审慎原则”是信托法的一次重要法律自由化，并且是一项生命力持久的原则，直到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受托人信奉的基本准则。1924年的波士顿是美国投资管理业另一次划时代创新的发源地，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两家共同基金，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和道富投资公司（State Street Investing pany）。二战后，一个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Edward Crosby Johnson II）的波士顿人在比肯山麓默默无闻而又漫不经心地开创了冒险投资文化的先河。
虽然从来不是职业受托人，但约翰逊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波士顿受托人的化身。20世纪60年代，他正好60多岁，是一个充满活力、身材矮小精干的人，得意于自己在拉格尔斯乡村俱乐部一杆进洞的纪录。与传统的受托人一样，他喜欢戴扁帽和领结。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好像温和的教育和舒适的生活让他免受时间的苛责。他用他特有的富有魅力的声调谈论“任何事”和“任何人”，但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他说话就像放连珠炮，听上去有些口齿不清，因为他的舌头无法胜任地传达他跳跃的思维。
他1898年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父亲是波士顿一家老纺织品公司C·F·哈比公司（）的合伙人，祖先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的清教徒自由公民。他继承了另一个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联邦军长官的祖先的名字。他先进入米尔顿学院，又毫无悬念地进入哈佛，后来与门当户对的表妹埃尔希·利文斯顿（Elsie Livingston）成亲。他又顺从父亲让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进入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波士顿有名的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 and Gray）。1925~1939年，他在那里工作了14年，专攻公司重组与合并。但一直以来他的心思都在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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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Go…Go的诞生（2）
他最先对股市着迷是在1924年，当时他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看到埃德温·勒弗尔（Edwin Lefevre）的《股票操盘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Market Operator）的长篇连载，讲述的是著名投机商杰西·利弗莫尔的职业生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激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对朋友说，“一切都写在那里，或者以隐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人人靠自己的世界，没人请求帮助，也没人施与帮助。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利弗莫尔，多了不起的人，总是那么自信！当然，他肯定会输，但关键在于他多么热爱这一切。在股市中操盘的他，就像在炮战中坐在军舰指挥室里的德雷克（Drake）①。漂亮！”在利弗莫尔这本书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浪漫商人，这位被生活眷顾，险些由于他是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成为他后来成为的人，开始在他的法律工作之余涉足股市。他的同事嘲笑他在事务所办公室的墙上贴股市趋势图。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他和其他人一样赔了钱。但是，和许多人不同，他幸存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股市陷入深渊，他还是赚到了第一笔钱。“我注意到一系列信号，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大崩盘就在前面。”约翰逊很久以后说，“我看到了信号，预见到1931~1932年的股市下跌。我坐在我的小船板上划开了，我的资金完好无损。天哪，干得太漂亮了！”
1935年，约翰逊成为投资者公司（Incorporated Investors）的法律顾问，该公司是波士顿一家小型老式共同基金。渐渐地，他的爱好让他离金融越来越近，离法律越来越远。1939年，他离开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成为投资者公司的全职副总裁和财务主管。4年后，他获得了接管富达基金（Fidelity Fund）的机会。富达基金是波士顿的另一家共同基金，当时只管理着不起眼的300万美元资产。此时，约翰逊已经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接手富达基金的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的利益，因为在波士顿的传统理念中，受托人职责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买卖的利益。
在当时的华尔街，“共同基金就是信托”这一概念根深蒂固，并一直维持到1955年，尽管共同基金实际上根本没有信托性质。信托是指，一方依法为了另一方的利益持有资产—主要是年长的人为了作为继承人的年轻人的利益而持有继承财产。受益人并没有选择受托人，甚至也没有选择信托，因此可能对受托人和受托关系都没有控制权。而共同基金的持股人，或者受益人，是主动选择他想投资的基金，继而向基金经理授权对他的资金进行再投资，并支付佣金。基金经理不是受托人，而是投资顾问，因此不受制于与受托人有关的法规的制约，而受制于有关投资顾问的法规的制约。然而，1955年前，不论在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受托人，或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尽管一身受托人气质，却明显有着爱冒险的背景和脾性。毕竟，他的股市偶像是最大的投机家之一。一开始，他对富达的资金采用的投资方法是非传统的，他后来对之做了极富个性的生动描述：“当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不想弄得好像我们是要娶它。你可以说，我们更喜欢把我们和它的关系看成‘试婚’。但这还不够。有时候我们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极少的情况下，想要‘一夜情’。”
他作为富达首脑的特立独行风格虽然远不至于成为华尔街丑闻，但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谈论。爱德华·约翰逊是一个波士顿和哈佛造就的好人。到底中了什么邪？但他所做的一切还只是开始，富达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将从约翰逊第一次遇见小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Jr。）开始。
这次见面源于1952年初，约翰逊接到斯卡德惺返傥乃剐克拉克投资咨询公司（Scudder，Stevens and Clark）一个朋友的电话。“我这儿有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我们好像暂时无法安排他。”这位朋友说，“你能帮上忙吗？”约翰逊告诉朋友让这个年轻人过来。当蔡出现时，约翰逊很喜欢他的样子，当场就雇他当初级股票分析师。
这名当时24岁的年轻人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福特汽车公司上海区的经理。1947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蔡被送往美国上大学。他先就读于韦斯利恩大学。由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市的土气令喜欢上海灯红酒绿的他不适应，他转学到波士顿大学。在那里，他感到生活自如，于是非常勤奋地学习，提前6个月完成了经济学本科课程，将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用来撰写一篇题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的硕士论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连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纽约的证券业巨头巴奇公司（Bache and pany）工作了约一年，其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女孩。然后，他回到波士顿，已经下定决心从事股票投资的他拜访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