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之二是，我生平确属大怯若勇，大愚若智。
西藏有几条著名险途，大多分布在藏东、藏南的高山深谷间。例如川藏公路、昌都去往各县的公路、南去亚东、西南向樟木口岸的中尼公路等等。但那些路险在明处众所周知，如二郎山、雀儿山、“老虎嘴”、波密通麦大塌方处等等，且有道班工人常年维修，路况是保证的。岂像眼下这条路，完全是个谜，令人强烈不安。
有一个词叫作“灭顶之灾”。
突然——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境中，不发生点儿意外是难以提醒并阻止我们走向绝境的。就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我们的车左边在下、右边朝上接近九十度停止了运转和翻动。
少顷，惊魂稍定的我们自右边的上方之门鱼贯爬出。格勒在我前边钻出车，匆忙间就忘记了后面还有人，车门随着惯性猛然扇回时，只觉得脑袋上“轰”地一声问响，随即胸部感到沉重一击。接着就是稀哩哗啦的声音：车窗玻璃粉碎了。众人惊呼“怎么啦！”我下意识地摸摸头顶，那儿正迅速隆起一个包，摇摇头，还好，没有脑震荡。大家放了心，又管自去校正车。在雨水中手忙脚乱地弄车，忽觉咽喉部位有些异样，随手摸出一把热乎乎、粘乎乎的东西来，拿来电筒一照——天哪！血！于是又引起一阵骚动。下午格勒用的云南白药现成地放在顺手的地方，南希则快速取出包扎用品对伤口进行处理。伤口不大，但血脉旺盛，此时已湮湿了内衣，并汩汩地小蛇一样贴着胸口流下。
用不着协商，意见空前一致：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再赶路了。车将翻，人受伤，是顶好的劝戒和警告。摆正了车，让车后的小红灯亮起。从车后厢取出鸭绒被，扯开盖在腿部，大家坐睡起来。马师傅很快发出隆隆鼾声，伴着小雨的浙沥声。此时是午夜十二时。
我则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全力以赴于为杨成的一车人担着心。他们在哪里呢，在骤雨冰雹之中，在惊雷咆哮之时？他们的车没有加力档，能否冲过那些险坡，尤其是，杨成这样年轻，并非正式驾驶员，连驾驶执照也没去考呢。这样的天时路况，连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也都捏把汗，他行吗？而万一他们出了事……
二十四岁的杨成是西藏长大的汉族孩子，个头不高，穿一套专为下乡配备的迷彩服，脸膛黑红，眼睛很漂亮。尤其动人是他的嗓音，唱起时下流行歌曲来可以搞一个独唱专场了。在西藏我多多见到了这种随父母在西藏长大成人的孩子，环境铸成性格，多少就像藏族了，热情坦率，但也散漫爱玩。父母退休后，组织上批准了年轻一代的请求，把工作在西藏各地区的四兄妹一一调到阿里，现齐集狮泉河，只有姐夫在门士——其实西藏各地的干部最不愿意调的就是阿里。杨成兄妹的感觉与众不同。
画家韩兴刚是新疆长大的汉族，当兵当到了阿里军分区，转了业留阿里，并娶了一位阿里长大的汉族姑娘。他的野心是吃透阿里，拍遍阿里，让阿里来成全他的艺术事业。他在地区群艺馆担任副馆长，也负责民歌、民间文学、民间谚语等三套集成工作，多次走过普兰、扎达。他说每回都有新感觉。除了美术摄影专业外，他还可以驾驶汽车，具有应付生存的一切本领，还抽烟、喝酒、发脾气，在家庭中大男子主义，每次出差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一屁股坐下，贤妻为他脱鞋洗脚，哄孩子似地侍弄他。对于他所具有的极端的艺术家气质和匪气我曾不掩饰地皱眉头，他还自以为英雄豪杰气派。
扎呷是格勒的同乡兼得意门生，调至北京的藏学中心之前在家乡任藏文教师。二十八岁年纪，藏文极佳，英语则会熟练地应用“Yes，it is！”“Look！”之类。已追随格勒从事了多个专题的考察并写出一批论文。南希有美国人的优越感，而扎呷则有康巴人的优越感，这一点处处表现得比格勒还要不含蓄得多。初见扎呷，都有庄重和腼腆的印象，一旦熟悉，可就见他放肆起来。从扎达开始，他已称呼看来仍年轻的南希为“妈妈”，真是恶作剧。幸好他工作起来认真负责，当翻译也极耐心，南希顺水推舟，渐渐就习惯了这个康巴儿子。
最活跃的次丹多吉此时最不活跃，在扎达农户采访时，喝了人家不洁净的酥油茶，他和扎呷肚子拉得凶，死去活来一阵子，扎呷见好转，次丹多吉却近乎虚脱了，这样的恶劣天气艰难路途，又不知怎样的了。
唯一的女孩子是记者小杨。她在西藏广播电台一个节目中担当主持人，能歌善舞，天真大方。她为自己安排来阿里出差，名义上是搜集民歌，私心里是想朝拜神山，为新亡的慈母祈祷超度；此外，新近又逢情感受挫，想进入大自然中散心。她是我在拉萨的年轻女友，见她独自一人前往阿里，自然就该带上她，而且自认为对她承担着监护义务。
夜色深沉，雨雾迷蒙，凉湿的风从临时堵起的窗洞灌进来，腿脚已冰凉。怀着如此多的思虑，在这样的荒野中，以这种姿势如何能睡得着啊！南希在前座翻来覆去也调整不出个舒适来，弄得鸭绒被子嗦嗦响，格勒就小声提示她不要吵醒驾驶员。
雨声更使山野显得寂静。在这辽阔深邃、与世隔绝的寂静中，本可以随遇而安，完全放松地进入冥思状态。而我却用了全部心思进行现实的谛听——终于隐约捕捉到了细着游丝的非自然的声响，而后，低而悠长的引擎的轰鸣明确起来，伴有微弱亮光在我们车内闪晃。凭窗俯瞰既远且深的谷底，果见蠕动的灯光！不管别人是否已睡着，兴奋地大叫一声：“他们来啦！”大家听了听，看了看，肯定了这一发现，皆大欢喜。此时已是凌晨近三时。
我随格勒跳下车来，踩着泥泞山路迎向前去。指挥车停在远离悬崖又不致遭遇泥石流的地方，车上便跳下几个快活的年轻人来。一下车就争相报告，说看到路中间的石头和罐头盒啦！整条公路只我们两台车啊，哈！
这伙年轻人之不负责任，没心没肝：居然在黄昏时把车开到牧场上去，跑到人家的帐篷里喝了茶，吃了酸奶，害得我们久等不说，多操心担心哪！本来该抱怨并恨不能捶他们一顿，但当时鉴于大家完好无损（有损的是我），如久别重逢，欢喜还来不及呢。
于是我们十位难兄难弟，便抛锚在海拔五千米的山顶，风雨飘摇中坐过了一晚。这样的路宿方式在西藏被称作“当团长”。
次自一大早，人们便钻出车来活动了。这才看清了我们所处方位及周围地貌。回望昨夜摸黑走过的路，多么壮阔！盘山道迤逦而下，优美安谧得很，全不似夜间的狰狞恐怖。此刻我们接近了山顶，前方不足十米远处，道路急转直上；车左方的路面，已被经年山洪冲垮成自然沟壑，其下是深切的谷底。群山为白雪所覆盖，举目一片苍茫。不远处有一座棕红的山，白雪也遮蔽不住地温暖妖烧着；山间有一泊青蓝的湖，分外炫目。明暗浓淡的云团分析开来，显出宝蓝的天幕底色。太阳将要穿越云层而来，如同亿万年间的每日此时一样——安详的大自然掩饰了它施虐的一面，明媚如处子，慈祥如老妪。
此处距离达巴兵站不过二十公里，我们直走到午间十一时方才到达。就这样，还庆幸不已：沿途顺利地回避了发发可危的将断未断的路面，其中有两处简直就不可能通行。一处大斜坡上的路面看来尚好，但路面不足二米厚之下已被山洪穿通成一自然大隧洞。格勒眼力好，居然就发现了它。探路，绕行，等待那群要命的年轻人，杨成总是唱着歌快快乐乐前进的。所幸这将垮之路恰好安排在斜坡上还有路可绕；另一险处在接近山脚的拐弯处。山土为红色粘质土，车轮滚过时常打滑。这至关重要的拐弯，路偏就垮了半边，左侧是高耸的峭壁无路可遁，右侧则是同样的深谷峭壁——本就是在完好的一面山壁硬开出的路。路面只够开过三分之二的车，尚有一轮无着落。百般无奈，只得搬石头、拔野生物充填垮下的壑口，铺泥泞路面。十个人一齐动手，硬着头皮请马师傅开着空车过。这可真强人所难，但已无退路。我至今还想着那车怎样在这残破路面打着漂漂的情形。随后的杨成则镇定得多，稳稳地开了过去。至此方信过杨成的驾车技术。这两处险境，如在夜间是断断难以逾越的。不信神的格勒不免得意洋洋地抬出他的大威德。我也感觉到冥冥中有什么护情了我们，只象征性地给予一些小灾小难罢了。
达巴兵站孤零零一个院子坐落在何其大的一片荒漠平坝上，不见草场和牛羊。从狮泉河去普兰的过往行人路过时偶或落落脚。兵站的军人寂寞得可以。老孙前几天捎信去狮泉河，等待换车的耿师傅并他的车已于前天候在此处。就把马师傅的既无一档、又碎了玻璃、且慢跑气的车更换过。在达巴兵站稍事休整。需要处理的杂务很多：吃饭、喝水、加油、治病包扎等。仿佛我们一群是刚从战场上溃败至此的伤兵。事实上要办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困难：该兵站对地方不承担义务。我和小韩奔前跑后，到兵站隔壁的机务站面见一位姓沈的指导员，他是此处最高长官，说明来意，年轻的沈指导员慷慨相助，并亲自打电话嘱一位齐医生立即着手救护工作。
南希却极力阻止为严重脱水的次丹多吉输液，同时阻止给格勒换药。在她的意识中，是固执于落后的中国一切都落后的。她坚持大家服用她带来的各种药物，因为她每年在联合国卫生组织服务一段时间，便以内行自居。她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极不舒服：未免太小瞧人了！瘦瘦高高的齐军医把自己的宿舍腾了出来，请次丹多吉躺在他床上输送加了抗菌素的葡萄糖。扎呷被注射了庆大霉素。南希只好强烈坚持为我们换药。待打来温水，一点点儿地揭开格勒拇指上的纱布，大家倒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