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到电影《太阳和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真理和错误，香花和毒草，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争辩，由人民来评定。这样，不但不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反而会使人们得到锻炼，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1981年第1期《读书》发表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中如此说。于浩成认为：“不少人把开明君主的‘纳谏’，让臣下大胆讲话，甚至‘高价收买批评’，称之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头脑中的遗留可说是既深且广。许多人想问题，看问题总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老框框，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好官身上，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
1981年，《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到任不久的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杭州日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1997年，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是《敬畏人民》。
第三者插足
1982年11月，25名妇女联名给*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胡总书记：我们是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第三者插足的受害者，本不该打搅您，但因国家制定的婚姻法离婚部分有漏洞，它使一些缺乏道德的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气，道德败坏的人得了逞。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压制我们这些受害者，客观上使违法乱纪的人更合法化，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因此我们25个同志并代表我们43个子女急切地请求您给我们做主，并请您尽快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
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一个不剩都离了。
鉴别黄色歌曲，抵制资本主义广告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1982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不久，学会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当时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980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广告管理工作曾规定，报纸广告不得超过1/8版面，电视广告不得超过每晚10分钟。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块标牌广告，有精美的产品图片，还有标语：欢迎您到北京来。一位归国华侨给全国人大写信，质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货大楼临街橱窗展示松下的电器产品，布置得很现代。不少人就给工商局写信打电话：“这是宣传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外国产品为什么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有关方面只得把展示橱窗从正面挪到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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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两天前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议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琛的周围。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后来的外长李肇星。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刚念完声明，在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说了句“很好”。
没有提问，发布会就结束了。
在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2006年10月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发言人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一封信，里面放了两片钙片。
“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三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基础上的集中。将这三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汇报了情况。*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三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消息中有这样一段话：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