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非对人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他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
警察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人们全都围过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货，打道回府。
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国际倒爷扎堆。
摆摊秀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目的是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他精简机构，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孙书林后来评价。
这一年11月，孙书林也自愿下海了。
“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古海生物化石、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
1992年12月，鄂西小城鹤峰的县委书记何亚斌印了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上述内容。这些都是鹤峰的特色资源。
1993年，何亚斌决定将鹤峰百纺公司所属的鹤峰商场、百货市场、百货中心门市部全部向社会公开拍卖。当年鹤峰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大幅上升。
1998年，何亚斌参与创办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08年，何亚斌当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
“谁来重奖*？”
1992年3月，珠海首次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包括轿车、住房在内的百万元重奖。*在珠海说，他赞成这事。
四川有个张宇林，常给党报写评论，他写道：“谁来重奖*？”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1992年，台湾歌手罗大佑推出专辑《首都》，在同名主打歌里，罗大佑唱道：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
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家家出口号？政客也跳槽？自创乐园是法宝
风花雪月融合？江山多美好？首都万世骄傲
开天再开地？竞选又竞投？首都寸金尺土
唱片封面是一个毛泽东和*头像的拼接：额头和嘴巴是毛，眼睛、耳朵和鼻子是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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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这么多？
通天农民
1992年冬，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庞文全又给*写了一封信。1990年，他给*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农民的“六盼一忧”。*中央办公厅给他的回信中说：“庞文全同志，你给*总书记写的信收到了，并已全文在‘内参’发表，并原信报请中央领导同志，谢谢。”从此，庞文全得了一个称号：通天农民。
这一次，庞文全在信中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只筐里满满装着公粮，另一只筐里是几十项“提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
这一年，湖南省湘乡市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摊派的320元，在乡干部到他家强行收款时投塘身亡；由于无法忍受村干部粗暴收缴早已超过承受程度的集资款，在被工作队拿走家里的芝麻和小麦后，河南平舆县农民蔡玉堂上吊自杀；《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
12月22日，*来到湖北荆门。座谈时，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介绍了一段当地顺口溜：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团林镇委书记李玉森说到乱集资乱摊派，也用了一段顺口溜：上集下急人人急，你愁我愁个个愁；有利可图抢篮球，无利可图踢足球。
在乡间，*走进了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屋。*拍着刘克举的肩膀：“老刘，党的富民政策不会变，你放心干吧！”刘克举不解地问：“可是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
*问：“摊派有哪些？”
“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说，“村里光吃喝一项每年就花掉上万元”。
*说：“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面？”
“我是泥瓦工跑的村多，我看主要是上面干部下来开会、检查时吃喝，各村相互请客吃喝也不少。”
*又问：“你走的村多，你们这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刘克举说：“全镇13个村我都吃过饭，我们村属中上游。”
*微笑着操湖北话问：“你家有没有‘白条子’？”刘克举答：“没有。我种一年田，还倒欠村里20元，要打‘白条’给村里哩！村里比我差的还有，主要是家里没劳力的。”
听到这里，*收敛了笑容。
“杀！”
1992年，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会上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她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其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林喆的书稿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回答：“不是这样。”
“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媒体报道称，53岁的解万英相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著文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
“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
1992年，泉州市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回来后对记者说。
。。
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难上加难
斗富
1993年4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要不得》的评论员文章。文中说：
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2000多元而面不改色。
在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个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另一位大亨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的鲜花。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4个爆竹是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的。
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请，而北京这位“大款”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2009年2月13日，《河北青年报》一篇《比压岁钱中小学生网上“斗富”》的报道说：有的孩子在网上晒出自己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压岁钱。
“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1993年11月19日，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灾后，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常凯进入厂区，搜寻到散落各处的一些遇难打工妹书信。一位打工妹收到的一封弟弟来信如下：
难忘的姐姐：
你好。
来信不知应刻（该）怎样谢才好。
来信无别（意），只想简单的（地）谈谈厂里的情况吧。我4月12日早离开你那儿，来到大庆游艇公司，报到后就上了班，很顺利。现时厂里条见（件）太差，但是没办法，为了争（挣）钱，为了个人，为了生活，为了全家，为了给爸、妈，和全家争（挣）吃，不得不干下去。我问了一下老工人，工资可能是9元至10元钱一天，8个小时，晚上加班7个小时就算一天，作8小时算。生活除36元，每月扣25元的按金。按金要你什么时候走，或不在厂里干了才发给。厂里的厂规也严，跟厂聚家差不多那么严。但是，请姐姐放心，不会在（再）有什么事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干，不会在（再）有抄（炒鱿鱼）的现象。
姐姐，你好，弟弟也不知怎样谢，怎样来对你说才好。我知自己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在你手中拿了不少钱用了。但是，我却一分也没有早（找）到。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知（自）己也只有这个本事，也只有这个命，和会（运）气。现在请姐姐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也不用你来担心我。现时厂里每天都加班，白天没有时间，所以今晚才写信。请原谅。其它不想多谈。
龙伟
93年4月17日
“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一家外资企业，外方老板下车间视察，看到几个青年女工在聊天。他走到一位正在滔滔不绝的女工面前，二话不说，“啪”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事后，有人告诉老板，当天机器大修，工人可以不上班，那几个女工留在车间是想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忙的。
第二天，老板把那位挨打的女工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0元人民币。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