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有如此安静之处读书，颇觉不易，汤用彤这时写他的《中国佛学史》，闻一多考订《周易》，冯友兰完成了酝酿多年的《新理学》一书的主要章节的写作。这时虽然大家埋首著述，但一想到战事，一想到中国沦亡的险情，不免感慨万分，倍觉凄凉。一次，冯友兰在诗中写道：“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在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总共写了6部书：《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34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34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个新理学体系以《新理学》为核心；《新事论》以新理学方法来分析中西文化；《新原人》以新理学的宇宙观为基础阐明人生理想、人生哲学；《新原道》表明新理学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而创立的新哲学系统；《新知言》则阐明了新理学在世界哲学中的贡献和地位。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冯友兰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他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之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冯友兰小传（3）
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破除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古人所谓的“天”之间的隔阂，提出“回复与万物为一体之境界”。他认为人与天本是一体，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所以永远是片断的、浅层的。他还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其要义为，世人都不过是宇宙的一分子，那么其思想行动都要能推动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以顺应宇宙进行的过程。冯友兰曾引用杨椒山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来诠释他的天地境界说。 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北返时，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是冯友兰所作，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接着说：“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以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直到解放后，冯友兰才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成功所致。对于碑文引用的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他在《自序》的最后一章题为“明志”中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放出新的光彩。从以上文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的心声，是一个诚挚的思想家内心的愿望。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作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下来，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俄。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前夕，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感染下，冯友兰也在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八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
冯友兰小传（4）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与妻子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附近村庄。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无几，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冰冻有如钢板一块，钢棒一根。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里。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