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凶狠地挥舞着大刀，截拦制止学生们的救国游行。走在最前面的学生们慷慨激昂地陈述道：“抗日战士们，你们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拯救国家！”二十九军的许多战士参加过西北抗战，听了学生们的陈词，他们和学生们流着泪握手言和了。毕竟都是中国人。参与游说二十九军战士放下大刀的学生们当中，就有阮若珊。
在家人的支持下，阮若珊参加了很多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小队长，她常常跟着著名演员崔嵬、张瑞芳等下乡演出。若珊还以家庭为基础，成立了一个“高尔基文学社”，她让小弟阮崇武演伤员，大家抬着他唱《梅娘曲》，排演慰问伤员的小剧。
“七七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北京城静默了。在“民先”组织的安排下，若珊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即贝满中学读高中。
1938年中秋节之前，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若珊，突然被人叫到外面，那人自称是新的联络员，给她带来一盒月饼。她说：“以前跟你联系的联络员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怕她受不了酷刑，在昏迷中说出认识的人来。”若珊回到宿舍，打开月饼盒，里面有个字条：“让我们踏着同志的鲜血前进！立即离开北平，或到西山，或到天津工厂做工。”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若珊先到天津读书，后辗转到了冀南抗日一线，当了一名电报员。她是悄悄走的，离开天津前，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国破家亡，我必须像花木兰一样上前线，不能再上学读书了，请妈妈原谅。”
1939年5月，打扮成乡姑模样的阮若珊来到了山西晋南屯留县故先村，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员。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1）
山西晋城。
一对南方面孔的青年人逆着逃难的人群继续向西北方向走着。女孩中等身个，由于长期赶路，穿在身上的呢子大衣也不洁净了，但在人群里，她还是很显眼。她那齐肩的乌发是烫过的，洋气十足；生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庞，皮肤白皙得几乎透明，一对又清又亮的大眼睛机警地闪动着；她刚满1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要小。男孩与她年龄相仿，很是清瘦。
穿呢子大衣的女孩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凭着经验，她清楚前方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战事，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惊慌失措的逃难者。她不甘心地停下了脚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望。那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失望。她多么想到延安啊！
女孩永远忘不了1936年8月23日，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在红旗下，她宣誓入党了。从此她一面当女工，一面参加地下党的工厂支部工作。然而，今年初，上海战起，她随工厂迁往汉口。因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有误，她的支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于是，她决定去延安，找到党组织。可是走到山西时，临汾战起，她只得返回武汉。回到工厂后，她因“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后，她决定再去延安。今天，她这是第二次踏入山西境内。
难道是天意？战事再次阻断她奔赴延安的路途。
想奔赴延安的这对年轻男女饿了，渴了，累了。他们蹲在晋城的墙根下，重新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他们的目光被墙上的广告吸引，上面写着“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的字样。
女孩欣喜地对男孩说：“还等什么？我们去报名。”两个年轻人兴奋地向招生学校奔去。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天正好由校长朱瑞亲自面试招生。他似乎对青年学生们有一种超常的磁力，刚一出现在学员面前，男女学生们都纷纷围过来。有的学生把他们吃的花生、核桃、糖递过来：“朱先生，你来啦！你吃不？”还有的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朱先生你说，到底是蒋介石能干，还是朱总司令能干？”“朱先生请你解释，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
刚刚来到“华干”的女孩，脚底不由自主地向这堆人靠拢过来。她打量着这位朱先生，只见他30出头的年纪，瘦削、高个、长脸、白净，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充满了激情，面带温和的笑容。当朱先生看到一名南方少女移步到他面前时，目光立刻被吸引了。他对这份美丽有莫名的熟悉，那是他家乡的女孩们特有的一种气质。就在他感到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时，女孩几乎是冲到他面前，急切地问道：“阿拉要报名，找哪位？”朱瑞欣喜极了，在这满耳都是北方口音的地方，蓦然冒出一个说乡音的女孩。再次莫名地，他觉得自己与这女孩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发生，他还来不及考虑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内心突然地宽厚无比，温存无比，他笑容可掬地回应着女孩，也用乡音回答她：“找阿拉就行，来来，侬先填表格。”他对她的口吻，既像是对小妹妹，又像是对女儿般温柔而体贴。
女孩直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外形很像外国人，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头的男人，听着他声若铜钟的亲切的乡音，她感觉到自己的眼里闪动着灵光。
朱瑞友善地问女孩：“侬叫啥名字？”
“陈—若—克！”美丽异常的女孩诚实地回答，那时朱瑞向她投来火热的一瞥，适时地溅落在女孩水一样率真而清亮的目光里。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了自己。
一心要奔向延安的陈若克，就这么偶然与朱瑞相遇在山西晋城。尽管她16岁起就开始了工人运动，17岁入了党，但这点经历在朱瑞面前还是太浅太浅。这时的朱瑞，对外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实际上，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晋、冀、豫三个省的党的工作。
“华干”最初叫“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是朱瑞一手操持创办的。朱瑞利用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他的防区河南新乡创办了“华干”，不久迁到河南辉县。学生的来源，以开封师范、开封女中为主，还有河南豫北的地下党带去的一批学生以及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有四五百名。“华干”共办三个队：地方队、政治工作队和武装工作队。共开设四门功课：政治常识、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学员三个月毕业。学校边训练学生，边做学校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完全是按照红军那一套办法办学。八路军派来一批教员给学生上课。校长朱瑞经常亲自给学生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的作者陈沂讲群众工作；刘子超讲政治常识。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2）
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走之后，第二期刚开办，日军逼近，“华干”就搬到了山西晋城。
恰在这时，陈若克来了。这个来自上海的女工，先是在“华干”学习，毕业后留校并跟着朱瑞到太行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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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女儿刘奇扮男装偷偷离家（1）
山东临沂县青驼区吉拉子村。
上半夜，刘奇假装睡得很香。
鸡刚打第一遍鸣，刘奇独自行动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蹑手蹑脚地溜进父母的房间，在父母枕边各放了一封信，然后歉疚地看了看父母慈爱的面容，默默地说：“对不起了父母大人，别怪女儿不孝，我要参加八路军，抗战打鬼子去了。”
刘奇退回自己的房间，动作麻利地换上二表哥的学生服，再把辫子盘到头顶，她的身高是1米69，在女孩之中本来就算高个，头上再扣一顶男人的大礼帽，这样一装束，使她显得个子更高了，整个人也冷峻有余。她往镜子前一照量，自己也扑哧笑了，镜子里活脱脱一个少男形象。这个1922年4月出生、还未满16岁的女孩，刚刚读初中一年级，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刘奇的爷爷曾在清朝做过官，家境兴旺时有土地800亩，还兼营油坊、酒店，家中雇有长工、保姆、丫环数人。刘奇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
1938年夏，山东纵队一部进驻吉拉子村，一名叫朱玉相的副旅长住在刘奇家，向她宣传革命道理，并告诉她，附近的岸堤村，有一所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其中有男有女，都是抗日救国的青年等。刘奇听后心情激动，她问：“我想参军抗日，能不能去？”朱副旅长请政治部主任朱道南写了介绍信，刘奇悄悄把信放在口袋里。年轻的朱副旅长神采飞扬的描绘，把嫂子、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煽动得夜不能寐，五个女孩关起门来叽叽喳喳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都到八路军的学校读书去。她们想闯闯外面的世界。然而，到了真要离家之际，除了刘奇以外，其余四个热血沸腾的女孩都冷静下来，她们各有各的理由犹豫着不敢迈步了，她们让刘奇先去看看，如果好，她们再去。刘奇明白，她们主要是怕吃不了那个苦。
刘奇不屑地看着睡梦中的嫂子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心想：就你们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的，能干成什么大事？刘奇趴到墙围子上，听到看门的把大门打开后，她左肩背起准备好的包裹，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立即动作。她的身子溜着墙根走，趁看门的不注意，顷刻就走出大门，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她的动作刚毅，一点都不像个娇羞拿捏的女孩子，这劲头，反而比男孩还英武。
刘奇摸黑出了村庄，然后上了一条大马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走夜路是很危险的事，但刘奇不怕。她7岁时，为了躲土匪，父亲刘考文带着全家逃到吉林省延吉县落户，开了个磨坊为生计。她读到四年级时，因磨坊倒闭，父亲又改做肥皂生意，刘奇和妹妹一边读书一边到火柴厂做童工。“九·一八事变”后，刘奇在上学途中，目睹一群日军抓到一名女学生把头发剪去，从头上浇下汽油，将这名女学生活活烧死的情景。她和妹妹来往上学，日本兵都拦路堵截，强迫检查书包，那种失去自由的亡国奴生活，使全家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