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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陈桥兵变的几点疑问
高平之战对陈桥兵变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陈桥兵变的祸根是始于高平之战。柏杨甚至说：“高平战役之后，我们才终于看到一线的和平曙光。”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平之战对赵匡胤一生的事业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邓广铭先生在《赵匡胤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中提到：“赵匡胤在高平的一次战役中颇卖了一些力气，为郭威的驸马爷张永德所赏识，在世宗面前盛称其智勇，遂被拔擢为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这算是赵匡胤的第一次崭露头角。自此以后，便见两人日益亲密，并且共同树立派系、排斥异己。这于后来赵匡胤得国是有极大关系的。”
赵匡胤通过高平之战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受命负责后周禁军的选拔。高平之战后，周世宗看到了后周军队致命的弱点——将骄兵惰，主权下移。其实这不仅是军队的弱点，而且也是五代政权寿命短祚的要害。因此，世宗决定对此严加整顿。《资治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十月条：“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故息，不欲简阅……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 《旧五代史 周世宗本纪》：“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群者署为殿前诸班……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这次选拔无疑是赵匡胤扩充实力的关键点。
首先，通过选拔，均衡了后周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军的实力。高平之战前侍卫司兵力约有十万，殿前司约两万，侍卫司实力远远高于殿前司。高平之战后，原属侍卫司的精壮被补充到殿前司，新招募的“天下壮士”也被赵优先选拔到殿前司。殿前司兵员大增，战斗力更有明显提高，所谓“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同时侍卫司经过沙汰后兵额大大下降，殿前、侍卫二司的实力已大致均衡。如果陈桥兵变真的是赵匡胤发动的，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殿前司的兵力，因此，对赵匡胤负责扩充殿前司一事的意义，实在不能低估。
其次，选拔为赵匡胤建立派系、派出异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缘。赵匡胤确实在高平之战后，树立了自己的派系，即所谓“义社十兄弟”。虽然“义社十兄弟”的成立与张永德和赵匡胤的日益亲密不无关系，但从《宋史》看，“义社十兄弟” 中至少有六人大是后汉时期投军。高平之战后，他们均在殿前司各军中担任中级将领。这与赵匡胤的选拔必然存在直接关系。
第三，选拔为赵匡胤在殿前司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关系”。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只是被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侯，领严州刺使，职务低于殿前都虞侯。所以单从职务上看，赵匡胤对中级以上的军官应该只有推荐权，而对基层军官则有决定权。所谓“父子分典禁军，一时荣之”云云，应该是属于史家的“饰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掌军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所谓“六年”正是从赵匡胤负责殿前司选拔开始计算的。
因此说，高平之战应该是培养赵匡胤野心的温床，并对赵匡胤日后成功实施兵变起到了劈山开路的关键作用。
点检做天子
《宋史 太祖本纪》：“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对此事件，当今学者多有研究，并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推测这一事件赵匡胤所为，如张其凡先生《赵普评传 陈桥兵变的指挥者》等；另一是推测为李重进所为，如邓广铭先生《赵匡胤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
支持赵匡胤所为最重要的依据是，赵匡胤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蒋复璁就明确指出：“三尺木之来，实属可怪，代者为太祖，不是有很大的嫌疑吗？”其它依据还有：一、赵匡胤当时属于张永德一派，但其个人实力也已迅速膨胀，而张永德的存在无疑已经成为赵匡胤继续扩张的绊脚石。二、最让赵匡胤害怕的枢密使王朴于显德六年（公元559年）春辞世，而此时世宗有身染重病，因此野心膨胀的赵匡胤很可能在此时萌发了夺权之念。三、赵匡胤一直在世宗左右，因此大有做手脚的机会。这种说法在当前学术界影响非常广泛。
此说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经推敲还是发现不少破绽：一、赵匡胤的实力虽扩张迅速，但当世职位、实力、威望高于赵匡胤者不止一人，比如慕容延钊赵匡胤就以兄长之礼待之。因此，就算张永德被罢免，也不一定就由赵匡胤代之。二、《五代史 周世宗纪》和《宋史 太祖本纪》记载，“三尺木”事件应发生于世宗不豫之前，因此赵匡胤在此时野心膨胀实属不可思议。就算“三尺木”事件发生在世宗不豫之后，但世宗当年未满四十，又有谁敢断定不豫之后一定会一病不起呢？三、赵匡胤虽一直在世宗左右，但以武将之身在四方文书中做手脚恐怕也不太容易。且以世宗之精明，赵匡胤做此手脚不被察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这类事情一定不可能是赵匡胤亲历亲为，既然不是赵匡胤亲手干的，那李重进也脱不了干系。
推测李重进所为的依据，主要是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自周太祖郭威到世宗柴荣，对二人的使用始终带有互为制约的含义。张永德虽然在后台方面与李重进不相上下，但官职始终略逊李重进一筹。这就使得张永德的心里一直不爽，故而一有机会就拆李重进的台。《宋史 李重进传》载，张永德经常在宴请将领的时候说李重进的坏话。还曾经说过李重进有奸谋，让闻听的将士们惊骇不已。张永德甚至曾派使者携“密表”向世宗上奏李重进有“歹心”。而世宗对此心知肚明，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信，也不管”。对李重进而言，他对张永德的中伤肯定也不会舒服，因此，“三尺木”事件安全可能是李重进对张永德的报复之举。另外，从世宗对这件事的处理上看，也可以说明世宗已经猜到此事系李重进派系所为，因此任命了张永德派系的赵匡胤代之。
在我看来，虽然李重进的嫌疑很大，但赵匡胤也并不一定就是清白的。我的依据如下：一、以赵匡胤势力扩张的迅速程度，不可能不为张永德所忌。而张永德的存在也确实影响了赵匡胤的继续发展。而如果张永德被罢免，即使替代者不是赵匡胤，但赵匡胤也已经掌握了殿前司的中层将领和基层将领的支持。二、赵匡胤在当时是否萌生夺权之意，并不能成为其制造“三尺木”事件的依据。因为在###上，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以造反为目的的。三、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是人尽皆知的事，对于“三尺木”事件的发生，任何人都会想到是李重进所为。赵匡胤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既扳倒了张永德，又保持了与张永德的关系不被影响。
不论“三尺木”事件系何人所为，赵匡胤毕竟是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以殿前司都点检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
范质与赵匡胤
《资治通鉴 后周纪》：“显德五年，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籓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上殂。”王育济在《世宗遗诏的匿废与陈桥兵变》一文中提出，所谓“范质等”就是范质与赵匡胤。并提出范质匿召的原因是妒闲忌能，赵匡胤则是担心刚正豪放的王著会影响其谋反的大业。由于两人联合匿召，就导致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并对于一切“上书范鲁公（质）”的有关防范赵匡胤的意见给予抵制。
对此，我稍有不同之见。范质能不能受制于赵匡胤？对于匿召这件事，如果是范质与赵匡胤合谋为之的，那结果应该是范质和赵匡胤相互受制才对。怎么会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呢？就算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这个受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赵匡胤谋逆当然属于限度之外的事了，因为匿召的罪名明显要比合谋造反小得多，而且如果赵匡胤谋逆成功的话，很可能会对范质既有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说范质确实是与赵匡胤合谋造反，那么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的记载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但确曾有人对赵匡胤的不轨企图上书范质，如殿中侍御史郑起，但被范质等人搁置。我认为范质没有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汉隐帝当年莽撞出手，无故处死朝中大臣，从而激怒了统军在外的郭威，发动兵变，最后导致后汉灭亡。对于这一历史，范质等人自然一清二楚，并深以为鉴。因此，对于赵匡胤的不轨言行，范质等人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二是当时“朝中大小多归心者”，就连宰相王溥也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因此就算范质想采取措施，也必将遭到多方牵制。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记载，在陈桥兵变发生的过程中，除赵普外，赵光义（当时应当叫赵匡义）也积极厕身期间，对于赵匡胤禁止将士劫掠的事，也是由赵光义现在赵匡胤的马头前“请以剽劫为戒”的。由此可见，赵匡胤的江山是由赵光义帮着才打下来的。但后人对此有很不同的看法：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