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害。我认为由中央情报局以虚假的理由草拟一封信来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将对总统造成损害。”
当天，格雷通过局里的内线电话告诉我，中央情报局不会来信了，我们可以继续对奥格里尔的约谈。我没有告诉他，其实内容与之类似的指令已经在昨天晚上就发出去了。格雷还打电话给克拉克·麦格雷戈，向它通报了这次谈话的事情。结果导致尼克松亲自给格雷打来了一个电话。我无从知晓他们通话的内容，只能从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所提供的证词中略知一二。根据他的描述，格雷当时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弗农）沃尔特斯和我认为，你身边的幕僚正在试图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将联邦调查局试图约谈的人与中央情报局是否感兴趣的问题加以混淆，他们的行为将会对您造成巨大的伤害。我刚刚给克拉克·麦格雷戈打过电话，并且请他向您转达我的意见。”
我猜想，当时总统的回答是：“帕特，你尽管对此开展积极彻底的调查好了。”
在此案被移交特别检察官审理之前，联邦调查局一直与负责本案的联邦律师办公室和司法部的律师紧密协作。联邦调查局每天都向他们通报当天的调查结果。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很多嫌疑人和证人甚至连与我们讨论案情都显得很不情愿，更不要说向我们吐露真相了。于是我们只好将这些人的名单移交给厄尔·希尔伯特，他可以传唤这些人到联邦大陪审团出庭作证，在那里他们将面对誓言的约束，也可以更有力地促使他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成功地对最初的五名盗窃嫌疑犯、亨特和利迪等七人提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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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9）
此时，格雷再次将贝茨、孔克尔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名义上说是要我们向他汇报该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但是当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之后，格雷所作的第一件事却是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在其中一页上画着一个大圆圈，里边圈着七个彼此之间用直线相连的方框。尽管画面上一个名字都没有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七个方框指的是水门窃案的五个嫌疑人——麦科德、巴克、菲奥里尼、冈萨雷斯和克雷格——再加上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调查能否仅仅局限在这七个嫌犯身上呢？”他问道。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我告诉格雷说，“但是我确信我们将要调查的层级将远远高于这七个人。他们只是几枚棋子。而我们希望抓住操纵这些棋子的人。”贝茨和孔克尔也都赞同我的意见。调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格雷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一要求。他放出了一个探测气球，但是立刻就被我们打落了。
除非联邦调查局内部出现严重内讧，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即便是前局长埃德加·胡佛也是一样。对于我以及所有其他办案的探员来说，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攸关联邦调查局诚信的问题。我们已经因行动缓慢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批评，而作为职业执法者，我们下定决心要追查到底。而且，我们也的确干得不错，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在“参议院水门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便指出：“在任命特别检察官之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的调查工作。”事实上，特别检察官反而拖延了对那些高层人物提起诉讼的时间，因为在他们接手之前，他和他的助理并不知道此案是多么的错综复杂。
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批评并未因此而停止。其中一项批评就是指责我们只针对一个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即水门窃案，却没有对其他一些问题，即唐纳德·塞格雷蒂和其他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竞选过程中所玩的肮脏把戏，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但事实上，是司法部要求我们不要对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方面展开调查。一般来说，在办案过程中，负责案件侦破的主管探员有权自主地采取行动。但是对于涉及违反选举法、人权法案和其他一些法律的案件，则必须得到司法部的授权，联邦调查局才能开展行动。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向司法部提供了有关那些肮脏把戏的充足的证据资料，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被告知无需再作进一步的追查。在特别检察官接手此案后，联邦调查局被要求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调查——而我们也非常高效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水门事件是一段艰难的时光，而对于我本人而言则不啻于是一场梦魇。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但是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联邦调查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调查开始后的前八十四天里，我们约谈了一万五千人，掌握了一千九百多条线索，发出了一百二十张传票。全国各地五十一个分局里的共三百三十名探员，投入工作的时间总计超过了一万四千小时，并提交了多达三千五百页的一百三十份调查报告。联邦调查局搜集的信息成为对水门事件涉案嫌犯提起诉讼的基础依据，这些成绩足以使得联邦调查局无须向任何人表示歉意。如果说在有些时候，我没有遵守正常的作业程序或是对代理局长的某些行为表示支持，我只是希望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的同仁能够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我希望联邦调查局那些忠于职守的同仁能够认识到当时我们所处的异乎寻常的环境，理解我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以及联邦调查局所不得不做的一切。
公允地说，对于联邦调查局调查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地也应归功于报界媒体的工作。在那种环境下，联邦调查局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媒体的帮助，白宫卷入窃案的很多情况，以及随后对事情真相的揭露就不可能公之于众。对于我帮助伍德沃德揭露真相一事，人们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论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是至少，我们的确将事实大白于天下，难道这不正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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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1）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费尔特在著文之时，依然没有透露他就是那个“深喉”。此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回忆和记述过那段往事。其结果就是，对于他这段经历的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他也从来没有加以阐明。为什么他会冒着极大的风险，提议与伍德沃德在车库见面？他是如何计划和安排这些会面的？以及他是如何摆脱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侦查的？借助于他以前的秘密档案，以及通过与他的家人和同事的访谈，我在下文尽可能地对他的行动策略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再现。——约翰·奥康纳
三十多年过去了，马克·费尔特揭露尼克松政府犯罪行为的举动依然显得那样勇敢。当时他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一个阴谋试图阻碍司法公正的庞大联盟。当1972年6月17日水门窃案爆发之际，尼克松的高级幕僚已经在忙于掩盖其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基辛格电话窃听事件，私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事件，白宫“水管工”的诡秘行径，以及代号为“宝石”的、极端主义者的政治分裂计划等等。几个窃贼在水门大厦的落网，极大地加剧了白宫的焦虑和不安。白宫幕僚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官员们知道，这几个人的被捕，很可能危及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所支持和资助的一系列范围更为广泛的肮脏把戏。当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得知中央情报局的前探员亨特和麦科德以及其他一些中央情报局的古巴裔探员也已被捕的消息之后，则担心不断扩大的丑闻将使许多秘密行动被曝光。而司法部——在该案中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忽视的机构——则在联邦调查局追查那些强大的政治势力的过程中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悄无声息，但是却极为危险，几乎使调查归于失败。
无论其职衔有多高，作为一名其职责就是要追捕罪犯的职业探员，马克·费尔特不得不与那些强大的政治势力展开斗争，其中包括他的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而后者则将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都通报给了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在抓获几名窃贼的当天早晨，费尔特就知道他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一次政治行动，也可能是一次由中央情报局采取的行动，或者两者皆然。他同时也意识到，白宫将会对联邦调查局施加沉重的压力，以限制调查的进行，而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也将面临严峻挑战。费尔特采取了十分灵活的策略，那就是将他的探员们正在追查的事情予以曝光，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水门事件。窃案发生后仅仅两天，他就帮助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出了第一篇重大报道，证实亨特与白宫有联系，而他则是水门窃案中的一个主要嫌犯。这一策略奏效了。这篇报道激起了轩然大波，而费尔特则设法使自己的行为没有被暴露：例如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便错误地将这篇报道归咎于华盛顿市警察局。此后，《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的报道开始源源不断地刊出。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很多报道似乎都直接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但是却没有一篇报道能令人将之与费尔特直接联系在一起。两位记者曾经访谈过很多证人，并从六位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及其他途径收集到了大量信息。到了晚上，“深喉”会帮助他们确认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并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寻找新的调查路径。而在白天，费尔特则扮演着格雷忠诚的副手的角色，监督各地分局里那些宣誓不会泄密的探员开展调查问讯。在一篇语气冰冷的备忘录中，费尔特写道：“我与孔克尔联系并指出，显然《华盛顿邮报》或者至少其中一名记者有渠道（获知内容详尽的调查档案）。我告诉他应该向所有探员发出强硬指出：在与外人谈及这一案件时必须极为谨慎小心。”
然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