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的墙头并待在那儿等待它通过，否则的话，你就要走霉运了。我曾经一度有点强迫症，我不能一个人待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必须起身把门关好，听到“咔嗒”的关门声，否则就难以平静下来。“咔嗒”，我必须听到它才行。我曾经读到过加扎年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小迷信和强迫症，不过在我看来它们既不严重也不值得担忧。它们从来不会导致肌肉痉挛或者其他怪异或有害的行为，我的父母似乎也从未因此而担心。有一大堆表兄妹是件特别棒的事儿，他们中大部分都和我年龄相仿，并且住在附近，永远不会没人陪你去街上玩。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和母亲吵了架，我就会跑过街角去找我奶奶。她会把我领进屋，还给我糖果吃。或者，我也可以去尤金叔叔家，我知道他最喜欢我，肯定会哄我开心的。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哭，通常是为了得到糖果，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家的时候，我们不怎么吃垃圾食品，炸薯条也只是一周吃一次。我们可不是长年累月靠煎锅和汉堡生存的人。我特别喜欢吃意大利面，尤其是加了金枪鱼和沙拉酱的。我唯一的弱点恐怕就是糖果了。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糖果上，除此之外还能免费得到一些。当时我奶奶在她房前的小货车里卖糖果，等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经常去给她帮忙，并且马上就把挣来的钱换成糖果。有一次，我在和表兄斯蒂芬一起出去玩轮滑的时候摔倒在地并且划破了膝盖。当我爬起来时，我看到水沟里有一张10英镑的纸币。我决定和斯蒂芬分享所得，我给了他一半，另5英镑则拿回去给妈妈做筹码了。每年，我们都会去布特林斯度暑假。
鲁尼家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包一辆40座的长途车载我们去度假营。有一年，当我们从布特林斯度假回来时，家里发了大水。一个管子漏了，地面和天花板都遭了殃。当母亲抬头看着天花板时，她非常确信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出现了。我想她是认为圣迹发生了，就像葡萄牙、西班牙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天主教徒在芜菁或者面包片上看到了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脸一样。她跑出去告诉了牧师，并叫他一起来看天花板。“这只不过是湿气，鲁尼夫人……”牧师说。我的童年没得过太严重的病，只有最常见的麻疹和水痘。但是我记得一次事故，我在爬过一个栅栏的时候，膝盖上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我没有告诉妈妈，因为我本不该去招惹那个栅栏。至今我的膝盖上还可以看到那处伤疤。当我六岁的时候，学校的医生说我弱视，需要戴眼镜。我验了光，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我用了一年，但我总是不愿意戴它。格雷姆也需要戴眼镜，他没有我这么强的抵触情绪，他那副眼镜用了好几年。我的左眼可能现在还有轻度的弱视，我专门为阅读配了一副眼镜，但是几乎从来没有用过。我也曾考虑过戴隐形眼镜，但后来听说那玩意对我的问题无能为力。
第一章快乐家庭（4）
在圣斯维辛，我有两次在操场上跟人打架。一次是我九岁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叫加里的男孩，他比我壮，还大我一岁。那次搏斗以平局收场。另一次是和一个叫卡拉格的家伙，他可是学校里的小霸王，外号“赛克”，和前英格兰后卫斯图尔特·皮尔斯一样。不过，我乘其不备，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拳。我记得那场争斗是源于足球赛中一个有争议的进球，显然我们俩都有强烈的求胜欲望。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都会跑出来制止我们，并且把我们的妈妈叫到学校。我跟妈妈说，我只不过是像父亲告诉我的那样维护自己的尊严，谁敢欺负我就给他有力的回击——这就是我打架的理由。我在小学的时候相当瘦小，不是那种强壮的男孩，但我绝不甘于受欺负。很多年来，我都长着很难看的雀斑。我很讨厌它们，一直盼着它们消失。妈妈说她有一次把我按住，试图用钢丝刷把它们擦掉。我不记得这件事儿了，不过听上去不像是假的。我觉得很难堪，因为这些雀斑让我看上去既幼稚又像女孩。好在，终于有一天它们开始消褪了。我11岁的时候，就要离开圣斯维辛了。最后一天，因为要和男孩们说再见，所有的女孩子都泪流满面。我们都在别人的衣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坚信永不相忘。我非常喜欢在圣斯维辛的日子，离开时恋恋不舍。我在家里也总是过得很愉快。我觉得我是成长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到处都是穷困的家庭。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家的拮据。糖果、自行车或是足球，只要哭的时间足够长，我总是能够得到这些想要的东西。过去，我们那个区非常落后，据说我离开后，情况更趋恶化，不过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记得有一次警察封锁了我们的街道，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全副武装的强盗，并计划把他困在我们家后面的青少年俱乐部里。所有这些关于我童年的故事都可以说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太糟糕的事情发生。对于那个年代，那个我们所居住的居民区来说，这都是些平平淡淡的事情而已。
我应该算是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了，有充满爱心的父母，还有很多我喜欢的亲戚。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式的争吵”：几个姨妈有的时候可能会互相叫嚷诅咒，甚至揪住彼此的头发，但是过几天她们又会变成最好的朋友。这就是一个大家族的样子，尤其是一个爱尔兰大家族——没错，这就是爱尔兰人。他们可能会不时争吵，但仍然团结友爱，互相支持。我之前提到过，在我小的时候，我需要开着灯或者伴随着某种背景噪音才能入睡。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开着电视、电灯——还有吸尘器。如果没有吸尘器的话，电风扇或是吹风机也可以。因为这，我可没少烧坏过吹风机。我的未婚妻科琳非常讨厌我的这个习惯，即便是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许我开吸尘器和电风扇。不过，当她不在的时候，或是我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时，为了帮助睡眠，我还是会打开电风扇或者吹风机或者空调……甭管什么电器，只要能制造出那种声音就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造成过火灾。我知道这很愚蠢，但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和我有着相同习惯的人，他小的时候总是被妈妈背在身后。他妈妈经常会在背着他的时候吹干头发，这样他就把这种声音和在妈妈身上的舒适感联系了起来，变成了促进睡眠的因素。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有愚蠢的儿时习惯，随着成长需要很长时间来摆脱。在20岁的年纪，我还有时间来改变自己。
我生来就是蓝色的，我们全家都是埃弗顿队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我爸爸可远不止一个普通支持者那么简单，只要有可能，每个主场比赛他都会亲临现场。我第一次进入埃弗顿队的比赛现场时只有六个月大，身上还裹着尿布。我不知道爸爸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既没有推着婴儿车，也没有用婴儿背带，他可能不想让人看到他与这些东西为伍。但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自始至终把我抱在怀里，包括换乘公交车到赛场以及站在格拉迪斯街角观看整场比赛的过程中。我显然表现得很好，从此爸爸就经常带我去看球了。即便是我稍微大一点，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在体育场里也从来不会乱哭乱闹地折腾别人。爸爸说，我顶多会在看完比赛回家的路上惹点麻烦。也是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第一次显示出了我的控球能力，至少父母是这样告诉我的。当一个球被扔到我的怀里时，我能够一直抱着它。那时，我已经能够辨别颜色了。我躺在电视前的摇椅上，随着电视里的斯诺克选手击打不同颜色的球，我也变得神采飞扬。当然，蓝色是最令我激动的颜色。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足球起步（1）
两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踢足球了。而且据爸爸说，我一脚就能把球踢到街的尽头。虽然我们住的那条街道并不是太长。我还经常把球踢过奶奶家的围墙，使我必须得爬过那个六英尺高的墙去捡球。我经常会无法爬回来，只好站在墙的那边哭个不停。在我小时候的所有照片上，我都穿着埃弗顿队的队服或者类似的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还有一张六个月大时的照片，当时圆滚滚的我戴着一枚大大的蓝色胸徽，上面写着“今天，埃弗顿必胜”，这是《今日报》在1986年足总杯决赛那天送出的免费徽章。不过，那天埃弗顿队在温布利1∶3输给了利物浦队，这一结果我们家至今没人愿意提起。在我一周岁生日那天，我穿戴上了埃弗顿队的全套装备。作为生日礼物，爸爸送给我了一个黄色的车号牌式的埃弗顿队标志。那是当地酒吧的人制作的，爸爸一开始实际上是给自己买的，后来送给了我。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一直把它保存在我的卧室里。1998年，我们搬到了石桥巷四室一厅的大公屋里，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它。今天，这个标牌占据着一个更显赫的位置——爸爸家的玻璃前门上。我搬出去之后，他再次成了这个东西的主人，看来，他一直惦记着它呢。每到我的生日总会有一个生日宴会，我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妈妈会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沏茶，布置桌面，安排座位、冰淇淋、果冻、橘子蛋糕还有小游戏。宴会上会有很多小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从床头灯罩到墙纸，埃弗顿队的大事纪写满了我的卧室。海报上展示着我心目中所有的英雄，尤其是我最喜欢的球星——邓肯·福格森。他是个硬汉，总是奉献出他最好的一面，我最欣赏他这一点。
对于早年爸爸带我观看的埃弗顿队的比赛我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稍大一些后，我经常会在赛后逗留在体育场附近，以争取获得签名。当邓肯因为斗殴事件被抓进监狱后，我给他写过两封信，那时我应该是九岁。�